杜甫日暮诗 112×54厘米 梁启超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行书五言联 177×46.5厘米×2 康有为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两位非凡的人物。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主要人物，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同时，他们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碑学派代表人物。与其非凡的政治气概一样，他们在书法领域也表现出非凡的艺术特质。

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广州艺术博物院与广东省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天海高旷·水月清华——康有为梁启超书法展”。此展于9月9日至12月10日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历代绘画馆展出，共展出康有为和梁启超作品70余件（套），包括康有为的《行草书邓承修临王羲之兰亭序跋》《行草书格言》《行草书七言诗》以及梁启超的《楷书八言联》《行楷书李世民圣教序语》等。据了解，此次展览名称中“天海高旷”“水月清华”八字分别取自康、梁的书法作品，这也是二人不同书法特质的象征。此外，广州艺博院以此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的公共教育活动，如“万木草堂讲学堂——穿古装写书法”“万木草堂讲学堂——康有为梁启超书法展（仿制品）巡展”“万木草堂讲学堂——康有为梁启超书法展讲座”等。

康有为（1858—1927），名祖诒，字广夏，广东南海（今属佛山）人。继阮元和包世臣之后，康有为以其书法理论著作《广艺舟双楫》进一步对碑学作了全面总结，提出“尊碑”之说，主张以碑派书风取代帖派书风，意在矫正帖派辗转翻刻的流弊，将碑学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他擅长行书和草书，作品主要得力于北魏摩崖石刻《石门铭》，追求气势，不拘小节，体势洞达，宽博舒展，线条恣肆豪放乃至粗野荒率，如枯藤老树，苍莽凌厉而又富于节奏感。

可以说，康有为的书法作品是其书学主张的具体实践。书法理论家陈永正认为，康有为一力提倡碑学，而在创作上却运帖入碑。比如，康有为在博览群碑之后，采用了以“圆笔”作碑体的特殊方法，因而有别于清代以“方笔”为主的碑派诸家。而这种圆笔，正是“帖派”书家的老本领。此外，以貌取神，独自运笔，也是康有为学习北碑的成功之处。康有为在《碑品》中，以《灵庙碑阴》《石门铭》为神品，其一生得力也在于此。康字的结体及运笔源出《石门铭》，而取《灵庙碑阴》的神韵，此外还受到稍早的书家邓石如、张裕钊等影响，不专于一碑一家，博取兼收，汇百流于大海。

梁启超（1873—1929）在政治上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在书学思想上也深受康有为影响，但在书风上却独树一帜，擅长行书、楷书和隶书。其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学生，与康有为合称“康梁”。梁启超的书法，早年与一般读书人一样，学的是典型的干禄字欧体，但他对小欧尤有心得。梁氏晚年跋欧阳通《道因法师碑》中说：“大令学《兰亭》而加放，兰台学率更而加敛，皆摄其精神而不袭其貌，故能自立也。兰台得力《化度》最深，而收敛谨严，达乎其极，若书家有狷者，吾必以小欧当之矣。”而由小欧转入北碑，似较易入手，故从学康氏之后，转习六朝碑版，尤专注于《张黑女墓志》及《张猛龙》《晖福寺》《李超墓志》诸碑刻。广州艺博院研究员陈滢在《梁启超书迹赏析》一文指出梁书“受汉隶及北魏碑刻的影响，宁静中蓄含动势，整饬中透出遒劲，体势方扁，用笔方圆互见，造型凝练，丰茂厚重，隶意颇浓……他那劲健端凝的书法，体现出来的是幽静恬适、自然高远的情调”。

注重韵味，用笔精到，字形严谨，神态肃穆，风格高古……陈永正认为，同是学碑，梁启超却抛弃了康有为的“霸悍”之气，而追求“平和”的书风，“温文儒雅，雍容恬静，坐对梁氏的书法时，只感到一股清气扑人眉宇。” 其清雅温润的视觉效果和娴静安详的古典气质，正是康有为所缺乏的“阴柔”之美，而近于帖派的儒雅气息，由此也造成了碑派书风多姿多彩的局面。

清乾嘉以来，碑学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如果说，康有为促成了碑学构建的最终完成和书坛的空前繁荣，那么，梁启超的继之崛起，也在碑学思想的指引下投身于时代潮流中。他们对晚清碑学的兴盛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独特的方式确立了自己在中国书法史上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