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传世的绘画作品少之又少，只有现存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和此次现身的《枯木怪石图》。这两幅画正是文人画家皆喜欢的没有常形的题材。既无常形，也就不易被形所困，更避开了文人画技缺乏的弱点。画的亮点不在形似，那作品要表现什么呢？苏轼提出了“常理”一说。

“常理”的“理”既是画中物象的自然规律，又是文人的画理与画法，更重要的是画外的功夫与修养。明代文人画家董其昌说过，学画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能胸襟开阔、见识深远。将学养、气质、品格、情趣纳入作品，这样画的意境自然就提高了。

苏轼的好友米芾及其子米友仁笔下的水墨云山是表现常理与常形的绝佳实例。米氏云山将无常形的江南烟云表现得淋漓且神妙，得力于能将烟云湖山的变化常理了然于胸，又能自由驾驭笔墨的浓淡干湿，将造化的生气凝聚在水墨画理之间，进入自由的艺术境界。抛开常形的束缚，进行自由的表达，是宋以来文人画家的梦想。苏轼、米芾的大胆和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实践将形而下的模仿转换成了“意似便已”的个性创造，“师造化”已不是绘画的全部，“师心源”的历程由此开始了。

自魏晋始，人物画的作用主要是成人伦、助教化，后来出现的花鸟、山水画作品则多为铺陈装饰之用。文人画家为自己的喜怒哀乐而画，作品没有实用的功能，也不被繁复的技法干扰。画画不是要讨好别人，而是以一种游戏的方式抒发性情，托物寓志。

《枯木怪石图》中那扭曲的奇怪树干在日常的景致或是其他画作中很难寻觅。苏轼不自觉的一番墨戏也许传达了他内心的一种“意气”。

米芾可能是第一个看出这幅画作奥妙的人，他说：“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其中“盘郁”两字一针见血地点中苏轼的痛处。在经历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人生境遇如同扭曲的枯木般发生转变，皇室的猜疑、同僚的排挤让他屡受贬谪之苦，他借枯木与怪石形象隐喻仕途曲折和生活困境。这内心的“盘郁”之气、满腹的“不合时宜”，化作了这幅画的“枯”和“怪”。

当今文人画缺失的不是笔墨，而是这样的意识与精神。今天赏析《枯木怪石图》，不只是对传统文人画价值、内涵的回顾，更重要的是要有当下的理解和阐释，这有待我们继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