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需要重新公共化

由于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国当下的文化状态显得非常复杂，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于“艺术”的理解是大相迳庭的。今天人们所习惯谈论的“艺术”，笼统的来说包括传统、民间、革命，以及时尚;人们经常以为“艺术”应该是文化精英的，与品位、境界有关;应该是为政治服务的，远高于生活;应该是富人们的锦衣玉食，等等。“艺术”根据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圈子，这些圈子常常带有封闭的、私密的特征，彼此之间关联不大，也与当下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太大关系。老百姓所关心的，依然是与生存相关的社会问题，比如物价、房价、税收、医疗等公共性、普遍性问题。

　　中国当下正处在转型阶段，急速地发展使中国像一支被拉长的队伍，队首已经进入当代社会，队尾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甚至原始社会;面临问题的广度、深度、复杂度是前所未有的，可能并不是简单地参照历史经验就能解决的。在问题众多的情况下，理性地、具体地搞清楚“什么是此时此地的关键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环顾四周，可能会有一个共识：当下最关键的、最具有公共性的问题，仍然是国内的体制问题，具体体现为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艺术”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关注，拒绝参与到当下最主要的话题中来，导致自身缺乏公共性，逐渐远离时代精神。这样的“艺术”无力提供符合时代的价值，甚至为了自身的存在而为许多老化的价值观念进行辩护，从而带有了腐朽、落后的味道。而总体来看，中国当下的艺术体系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牢固、保守的体系，它更多的与旧有权力相关，与当下中国政治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形成不小的落差。

　　当代艺术实际上就是要打开这种封闭的体系，成为一种积极的、开拓性的文化力量。杜尚以来当代艺术所提倡的批判、反传统，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都不单纯是艺术史内部的事件，它有具体的历史场景和针对性;取消艺术界限是为了进入大众生活，获得公共性，慢慢消解旧有的保守观念。其目的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为了探讨一种艺术形式，而是让艺术形成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新的意识形态。早期的中国当代艺术，曾经整体独立在保守的艺术体系之外，参与了时代主要话题，推动当时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当代艺术可能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才获得世界性的关注。只不过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早期当代艺术并没有获得大众真正的参与意识，仍然是偏于圈子化的。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普通民众对艺术的认知局限，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当代艺术虽然指向了政治变革等公共性话题、进入了广场、大街等公共空间，但其自身仍然具有很强的精英姿态，所涉及的话题大多不够具体，先是以群体运动的形式出现，后来又强调个体和疏离，对民众来说，“当代艺术”仍然带有一种陌生感，距离感，它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较之于过去，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资源，创造了很多条件。全球化经济使世界越来越开放，媒体技术越来越发达，当代艺术也获得越来越多的空间和发言权;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

　　当下中国的主要话题中来。这本是当代艺术大有作为的时候，但令人失望的是，刚刚获得一点国际声誉的中国当代艺术在权力和资本的作用下，不但退出了战场，而且很快沦陷在保守的艺术体系中，成为了

　　自己曾经反对过的敌人。当下许多看似很前卫、很当代、很国际化的艺术，只是具有新的视觉形式，但其观念是保守的，立场上是暧昧的。至于学术界讨论的“当代艺术跨界”问题，也大多在艺术史内部探讨“如何跨界”、“跨到哪里”、“关于跨界的理论”，而忽视了关键问题“跨界的根本目的”。

　　或许有人会说，当代艺术产生了许多明星，他们作为公众人物进入大众视野，这不是公共性吗?当然，不可否认，部分艺术家不再是盲流、边缘而获得公共身份，这是当代艺术的重要成果，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然而，在当下具体的环境中，这种“身份上的公共性”首先已经不再是关键点和最终目标，而且获得这种身份也不像以往那么困难。如果仅仅满足于一种身份的公共性，当代艺术家就变成了市场、娱乐的帮衬，依然阻止不了中国当代艺术退出社会，退出大众。但明星化不是坏事，艺术家可以通过明星化的影响力，建立起公共讨论空间，将社会关系变成一种艺术媒介，从而更有效和准确地指向当下社会首要问题。

　　中国当代艺术不仅需要在理论上、题材上、表达方式上、艺术家身份上公共化，更重要的是在观念和价值上重新公共化：对当下现场的关注，对问题的敏感，对时代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但能理解“重要的不是艺术”，我们还能回答“重要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