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画廊的文化责任

美国艺术哲学家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曾经将艺术世界界定为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由包括美术馆、艺术媒体、艺术家、艺术评论家、艺术市场等共同构成，各个环节相互关联，从而形成“艺术圈”，艺术品的地位由艺术圈的代表人物共同授予。在中国目前尚未完善的艺术生态链中，画廊作为艺术圈的重要一员，发展势态可谓迅猛，据不完全统计，除北京、上海、香港、台北这些画廊业的主要聚集的城市外，二线城市的画廊也显现出了蓬勃的活力，全国正规画廊总数已达1500多家。

　　今天，这些画廊既承担着一级市场的任务——它发现艺术家，将好的作品推荐给收藏家，通过展览、出版深化艺术的推广与交流——在履行自身的学术责任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画廊也以民间资本的力量充当起美术馆式的文化角色，在推动艺术市场的良性发展以外，也为城市带来活泼的文化生机。当然，正如中国速度中的其他事物存在各种问题一样，在面对立法和税收问题上，在面对各种契约问题上，画廊业也同样遭遇尴尬和身处混乱。当面对种种现实情况，画廊常常会处于被动和妥协的位置，这时我们会发现所谓的行业标准不过是乌托邦，而生存才是真理，活着就是标准。然而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却从没放弃身上的文化责任。

　　作为一本在中国走过了32个年头，名叫“画廊”的艺术杂志，32年的摸索让我们越来越看清现实，也开始清晰定位——如果说定位是一种文化，那么这种文化是需要经过积累和沉淀的，它需要不断地回头和总结，既不是空想，也不是创造，它是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如何聚焦画廊业，如何凝聚这股力量，成为他们发声的平台，并身体力行地履行媒体的责任去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2012年，当《画廊》杂志的年度重头戏“中国画廊风云榜”进入了第五届，我们却发现了往届榜单上惊人的雷同。我们开始反思坚持了4年的工作和思路，在各大媒体充斥着“权力榜”、“风云榜”、“排行榜”的今天，“榜”的意义何在？如果榜的意义在于各种数据堆砌起来的标准，又或者再次鼓吹某个展览的学术成果、如何成功代理了某某艺术家，而放弃了鲜活的过程和原因，那么无疑也在抹杀了其他的可能性，所谓的标准不过再次成为人们忿忿的谈资。

　　于是，我们尝试“放弃”了表面的成果，决定深入挖掘画廊是如何在城市中让当代艺术发生并且结果的。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编辑部的足迹踏遍全国8个城市(除了台湾、昆明)，走访了近40家画廊，在与画廊主的交流当中，我们更加肯定了我们的设想——画廊千人千面，每一个成功的艺术家的背后，每一个展览的背后，都有画廊经纪人的真实故事，这些却从未被看成艺术史的重要组成，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史书写、强调的依然是艺术本体论；并且，当我们问到画廊有没有影响艺术家的创作趣味时，无论是画廊一方，还是艺术家一方，都会相当警惕，不自觉地回答：不会！然而我们看到在艺术史上，艺术经纪人、艺术赞助对艺术趣味的影响比比皆是，并且我们假设如果文艺复兴没有美第奇家族，印象派没有画商，波普艺术没有卡斯蒂里……

　　当我们尝试放低“榜”的姿态，也听到很多质疑的声音：所谓的榜，难道不是应该树立标准吗？而当提到昆明、广州等城市，更有甚者问，那里有画廊吗？而我们想提出的是，正如欧美国家的模式不一定适用于非洲小国一样，谁能说曝光率居高的几个巨头，就能代表画廊业的标准？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氛围，这恰恰是构成每个画廊性格的重要因素，各个画廊的成功模式并不以城市为转移，更不能简单复制。

　　于是在本专题中，我们将看到北京唐人当代艺术中心、上海其他画廊、广州华艺廊、杭州秀空间、武汉美术文献当代艺术中心、重庆锦瑟画廊、成都那特画廊、昆明雪茄画廊、台湾大象艺术空间、香港K11艺术空间这些体现了城市性格的画廊，是如何与城市当代艺术相互影响的，通过它们，我们将看到另一种艺术史。

　　然而，中国画廊的故事、中国的艺术赞助并不仅仅如此，在此，我们承诺这只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