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崇尚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文艺潮流把一些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推向了轰轰烈烈的主题性宣传画创作之中，并使之成为了众人瞩目的“明星画家”。文革后期，同样是一些年轻画家一改革命文艺的创作风格，把视线从宏大的革命事件转向普通大众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创作出大量带有悲情色彩的“伤痕美术”和“乡土现实主义美术”，成为又一批“明星画家”。文革结束以后，受西方现代美术和后现代艺术的影响，当代美术的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尽管其中有少数画家，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新的美术现象和艺术观念，在绘画形式语言上勇于探索，始终保持审美的锐气和创作的激情，并不断创造出一件又一件杰出的美术作品，但大多数画家因知识结构、成长经历、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加之年龄的因素，往往很难重新接受新的绘画理念，适应新的美术潮流。一代“明星画家”或在悄无声息中默默地隐去往日的光环，或在复杂的思想挣扎中渐渐淡出当代美术舞台，最终被新一代“明星画家”所更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一代年轻画家，以其敏锐的审美眼光和开放的学术胸襟，积极接纳西方现代绘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方式，并与各种美术大展的学术导向巧妙结合。这不仅应合了刚刚从长期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人们的期待，而且得到了体制内新的学术势力的认同。在当时，新一代美术展览的评委和美术杂志的编辑，对西方现代绘画虽然逐步开始推崇，却缺乏足够的认识，对现代性作品的理解和评判还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因此，尽管新一代画家还没有来得及潜下心来深入研究现代绘画的思想和方法，而仅仅套用了表面的样式，或者进行了模仿性的探索实践，却往往已经在各大美术展览中屡屡获奖，或在当时仅有的那几份美术杂志的重要栏目中频频露面，并因此很快成为新一代“明星画家”。这些“获奖专业户”理所当然地代表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美术“先锋”，他们的绘画作品也自然地代表了那个时期的“创新”特色和“学术”高度。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艺术市场的日益火爆和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也给体制外画家的“造星运动”带来了契机。通过各种炒作手段，一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其作品却常常在艺术拍场上以百万元、千万元起拍和成交。美术界的“超级巨星”纷纷涌现。

　　“明星画家”的“先锋”行为，无疑为新观念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当代美术的发展，但急匆匆的学术行为和快速走红，不仅阻碍了“明星画家”自身的学术深入，也影响了一代画家的审美抉择。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明星光环的蒙蔽，一些“明星画家”常常沉迷于盲目的自恋之中，在重复性的“创作”活动中，语言气质由内在转向了表象，学术探究由深度转向了平面，个人追求由精神转向了物质。而大量的美术“票友”对“明星画家”却蜂拥追捧。技术的浅显和简单化给跟风者提供了便利。不久山寨版开始流行，“票友”们在盲目的模仿中体验着“成功”的喜悦。“明星画家”的个人局限已经影响了整个“票友”团的学术导向。“明星画家”虽然已经丧失当年的审美锐气和探索勇气，却仍然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艺术成果已经被“发扬光大”。当然，能够独立思考而不追随美术潮流的艺术家，在哪个时代都不缺少。他们没有明星的那份光环，始终保持着一种纯朴的艺术心境和创作状态，在孤独而寂静的艺术道路上，默默地走进艺术和思想的深处。当“明星画家”以专家的身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给他们指指点点时，殊不知，他们对“明星画家”的艺术认识和思想深度并不以为然，甚至暗自惊讶。

　　“明星画家”以超乎寻常的敏锐和才华，在那些特殊的年代早早地获得了巨大的专业荣誉，却又在时代的审美局限和自我的蒙蔽中失去了原本可以更加辉煌的艺术未来。目睹一代又一代“明星画家”被新一代所更替，不仅“明星画家”需深思，盲从者也当慎行。宋永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