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每一件藏品都是穿越时空的产物的话，那么，今天它能够被我们的藏家碰逢而收藏，就是一种美丽邂逅、不期而遇。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藏品不会说话，藏家与之相遇，将其揽入囊中，通常只是基于增值的考虑，此言可谓差矣。暂且不说，一件藏品与其收藏者“遇见”本身就是一种缘分，单是附着于藏品的历史讯息、工艺格调、文化意蕴、审美情味等，就足以让那些倾心于文化收藏的藏家欣喜若狂。

　　对一个真正的藏家而言，“遇见”一件心仪的藏品，恰恰是藏品所具有的还原真相和“开口说话”的特性，令其爱怜有加、欢呼雀跃。不错，一件大开门的藏品，从藏家与之“遇见”的那一刻起，他们之间就有了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的“对话”。著名鉴赏家杨仁恺先生生前曾经告诉我，当年从多件疑似《清明上河图》中鉴定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真品时，就是因为他打开画图，尽管只是很小一部分，他立马就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遇见”感——从他的挥之不去的情感记忆里，从《清明上河图》构图细节的信息眼神中，从双方的相互吸引交流上，他深信不疑。事后，也证明杨仁恺先生的鉴定是准确可信的。

　　当一件藏品展示在参观者面前时，也未尝不是一种“遇见”。就如上述《清明上河图》，对于广大观众而言，是中外画坛的极品，它除了具有画家细致的笔触，优美和有深意的构图等艺术的审美意义外，我们还须看到绘画者张择端“如社会学家般的对社会和人文的深入解剖，工程师般的对建筑、车船的精准和确实表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明上河图》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它也是一部历史，是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一卷。或者说，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中重要的一卷。

　　众所周知，中国城市的出现，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800年的龙山时代。而中国文明史和城市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化首先出现于北宋。正如学者薛凤旋所指出的那样：“由北宋都城汴京领衔，中国城市工商业开始长足发展，市民阶层逐步形成，大众文化与娱乐在城市涌现，这就是一个新经济、新城市化以及新型的‘商贸城市’的出现。这个发展过程始于五代末，经过北宋近150年的历程而变得成熟，并因此而开创了以后近1000年的中国文明和城市发展新方向。”这样的“遇见”，《清明上河图》所要告诉我们的除了它知道的，也还有它本身不知道的诸多背景信息。

　　一个藏家一旦“遇见”自己一见钟情的藏品，只要拥有“跳一跳，摘到桃”的经济实力，相信他一定会千方百计予以收藏。大收藏家张伯驹一生收藏和向国家捐献了那么多的珍贵文物，其时为了防止这些文物流到海外，最后他与夫人潘素一起竟然变卖家当和首饰去购回即将流失的珍贵文物。其对这些珍贵文物的敬畏和钟爱，从中可见一斑。

　　本源意义上的“遇见”，并非双方单纯的相遇相见，而是指有着“心有灵犀一点通”而“非你莫若，非你不嫁（娶）”的相互倾慕。就此而论，有人即便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但假若没有收藏眼光，也是很难“遇见”让人怦然心动的藏品的，或者说，一些原本应当入你法眼、为你拥趸的藏品，也就成了你漠不关心的匆匆过客。想起1955年，黄宾虹夫人遵照黄宾虹遗嘱，当年将他的数千件画作、手稿以及藏品予以捐献时，竟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最后，在一位领导的过问下，博物馆才勉强收下。对于包括博物馆在内的一些文化单位来讲，其时竟然不愿意接收黄宾虹的画，除了是眼光的问题外，还能是什么？

　　能否“遇见”心仪的藏品，不仅取决于眼光，有时也还取决于人的觉悟。前不久，故宫博物院在京举办追思会，追思缅怀何刚这位默默无闻为中国文博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无私捐献者。须知道，这在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原来，32年前，一位农民何刚将从自家院里挖出的19件珍贵文物，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或许，初与19件珍贵文物意外“遇见”，何刚对其的身份还并不是最了解，但他心里一定明白这些文物属于国家，自己一定要尽快上交国家。正是从这种保护国家文物的朴素情感出发，他承受着家庭经济的极度困难，更是拒绝了文物贩子高价收购的诱惑，立即赴北京上交文物。支撑何刚的捐赠行为，就是他对于地下文物保护的高度自觉。或者说，他当年的捐赠，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跟这些被发现的地下文物“遇见”。于是乎，32年后，当闻悉这位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固墙镇固墙村的54岁农民何刚，因在石（石家庄）济（济南）客运专线工程工地打工，一台龙门吊在拆除过程中发生倾覆而令其不幸遇难后，故宫博物院不仅为他开了追思会，而且再次向其家属提供10万元的困难补助。

　　故宫博物院的做法，在体现对何刚尊重的同时，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何刚们因“遇见”而捐赠的积极性——说到底，故宫博物院本身不仅仅是为了保存文明而存在，也有责任向全社会示范何为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