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书画大师之一，八大山人的身世经历至今还有许多存在争议的模糊环节;他喜欢以结体奇特的草书书写多用僻典、含意晦涩的诗;他的书画落款花押中有很多难懂的字符;他的名号很多，这对于古代文人来说倒也常见，但这些名号大多耐人猜测，就连最为人所熟悉的“八大山人”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定论。因此有人说，八大山人本身就是一个谜。但是，背影模糊的八大山人却以他留传于世的近千件风格鲜明的书画作品，清晰地凸现着一位艺术巨匠的伟大。

　　八大山人是明宁藩弋阳王后裔，谱名“统( 造字[上林下金])”，人们一般知道的“朱耷”，只是他的乳名或庠名。从他的九世祖宁献王朱权开始，这个家族便逐渐远离了皇朝权力的中心。为规避政治风险，朱权半生潜心修道和艺事，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家风所披，八大山人的祖辈、父辈都是艺术修养深厚的书画家，八大山人就诞生在这样一个艺术世家。虽出身皇族，但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显赫，即使在明朝，他也只是一位处境尴尬的贵族子弟。然而血统上的渊源，却总会带来心灵上的归属。因此旧朝的破灭，给他带来的飘零、郁愤和悲凉自是铭心刻骨。

　　八大山人一生行事多有自相矛盾处，从中正可揣摩他那复杂的心路历程。他年轻时也想靠科举出人头地，曾参加明朝科举考试，但贵族之家世，使八大山人既不能同于平民，也不能轻易融入一般的知识分子圈子。随着旧朝社稷的倾覆，功名之路断绝，甚至性命堪忧，于是，在清兵攻入南昌之际，他弃家入空门，剃发为僧。那一时期，南昌的明皇室宗亲遭殃者不少，八大山人却在禅林得以保全性命。此后20年，八大精研禅学，已成为公认的“禅林拔萃之器”;但在49岁那年，八大却要淡出佛门，宣称希望成为诗画僧贯休、齐己一般的人物。这一次的人生转变中他似乎受到了不少刺激，以致无法再保持内心平衡。1679年，五十四岁的八大作为名士再次应邀客居临川，一年多里，他结交诗友，吟诗饮酒，访古探胜，但却忽然发了疯癫，焚裂袈裟步行回到南昌;病愈后，成了一个“不名不氏，惟曰八大”以卖画为生的画家。这一变故中的隐情猜测颇多，八大同时代人就怀疑可能有佯疯成分，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顿悟后的心理变态;但更多的人认为，八大发狂一事，正透露了他内心经历的种种委屈与矛盾，难以自抑，刹那间一触即发，不可收拾。

　    但八大山人终于找回了内心的和谐。

　　这是八大山人68岁时在一扇面上书写的短文：“静几明窗，焚香掩卷，每当会心处，欣然独笑。客来相与脱去形迹，烹苦茗，赏奇文。久之，霞光零乱，月在高楹，而客至前溪矣。随呼童闭户，收蒲团，静坐片时，更觉悠然神远。”简直就是一幅文人理想中的读书隐逸图，幽静中略显孤寂。

　　八大山人请人画过一幅《个山小像》，画像中的八大山人身材瘦削，这瘦小的身躯中却蕴含着旺盛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他的书画创作中得到迸射;也许正是这种对艺术的倾力投入，使八大终于获得了心灵的超越和精神、身体两方面的旺健。康熙二十七年石涛致书八大山人云：“闻先生七十四五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也……”这是对高寿的八大山人生命活力的写照。

　　中国文人画到八大山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八大的画，极简练又极丰富，极刚劲又极柔韧，极奔放又极严谨。看似信手拈来的笔墨和构图，其实十分讲究、极其精审，简直一笔不可易，真正到了刚柔相济、炉火纯青，绚烂之极又返璞归真的境界。作为一位画家，他的眼睛一定是极其明亮的，善于捕捉最细微的趣味和最朦胧的美，站在八大的画前，你会焕然领悟中国画的妙处和真正大写意的精髓。

　　从20世纪初开始，在批评元明清文人画“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同时，八大与青藤、石涛、扬州八怪等构成了风靡大半个中国画坛的艺术传统。八大、石涛同为明宗室，后常为世人所并称。对此，当代画家范曾以其特有的文风写道：“今后，我以为有一个用语是可以取消的，即‘八大石涛’，石涛比较八大山人瞠乎其后远矣，把石涛捧得过高，大体是眼力不济。”这样的评价，也许难称定论，但我们注意到许多艺术大师都对八大表现出特殊的推崇。美学大师王朝闻就曾说：“八大山人的绘画在明末清初，特别是在艺术成就显著的晚年，具有石涛作品所不能代替的卓越成就”。还有齐白石先生，白石老人诗句“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人们都很熟悉，但齐白石还曾说：“作画能令人心中痛快，百拜不起，惟八大山人一人，独绝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