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文革”让李魁正充分体会到了什么是磨难。最喜爱的绘画创作在无止境的高强度劳动和屈辱的折磨中被彻底中断。他利用“文革”及之后被审查的时间，开始接触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老庄学说和禅宗思想，以充实自己的文化底蕴。“文革”过后，李魁正被彻底平反，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停顿，他的艺术造诣要恢复起来异常艰难。“之后三年的学习很艰苦，基本上忙着临摹、去公园写生”，但是李魁正凭着先天的艺术感觉和扎实的艺术功底，很快在众多师兄弟中脱颖而出，成为俞致贞和田世光两位工笔画大师的入室弟子。“‘文革’那段苦难，可能是上天对我的‘关爱’，使得我后来的绘画与同辈人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他看来，自己以前所受的规范教育太过顺利，以至过分拘泥于传统模式，是“文革”使他有机会返观自我、返观社会和大自然，解脱束缚，他开始在恢复传统基本功的同时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李魁正懂得珍惜生活的每一个阶段。1969年到1981年，他被分到了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做美工，主要是写片头字幕，这12年在外人看来似乎是与绘画丝毫不搭边，可是李魁正不这么想，他依然专注于其中，悠然自得。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生活也必定会给予他回报。李魁正在新影的那段日子，不但为写字幕练就了一手好书法，更重要的是在接触电影中学到了摄影技术，如对光的运用，一个关于光的启示让他看到中国画光影运用的局限，他开始琢磨着将这些技巧引入自己的绘画。
 
      1981年，李魁正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开始了真正的创作生涯。1979年到1984年的这段时间里，他画了一批工笔花鸟画，其中一幅还参加了1981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和法国文艺沙龙的首次交流。但他认为这批画还是比较传统，希望能跨越一步。之后的4年李魁正不再画工笔，开始补习文人写意画和西方绘画，以期去除工笔花鸟的板滞通病。直到1988年他才和同仁们开了一个画展，叫“花与鸟——八人画展”，这批画让人耳目一新，符合了他以新时代的花鸟画迎接新时代的宗旨，被当时很多人称为“革新派”。

 
       说起李魁正治学的严谨，同行们有口皆碑。李魁正曾招收过一个2001级的韩国博士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在李魁正的帮助下，他选择了对蒙古包做审美研究。这位留学生第一次采风回来上交的论文像一篇游记，李魁正严厉地批评了他不务实际的作风，让他再去一次。第二次的论文明显有了进步，但仍然无法成文，毕竟做这项研究难度很大，必须把各地最典型的蒙古包的造型、花纹等作综合比较。既要区分传统皇族、贵族和平民蒙古包的类别，又要总结同类之间的差异，还要向当地研究蒙古族民居的老专家请教，这对一个外国留学生来说就更难了。这位学生第三次去采集是在春节期间，内蒙古已经是零下三十多度，天寒地冻，他这次丝毫不敢懈怠，收集了算是相当丰富的资料。由于不适应严寒的气候，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落下了咳嗽的毛病。尽管如此，在最终答辩的时候，他还是没能参加，因为李魁正觉得依然没能达到标准。这个学生非常不理解，且当时就有人戏言，“李老师对学生过于苛刻，跟他3年头发都白了一层”。说归说，在李魁正的细心辅导下，这位留学生在第二年终于交上了达到科研水平的论文。
 
       在美术临摹课堂上，老师们不是对每位名家的画作都有研究，因此，往往在教学中只是口授，并不动手示范。李魁正觉得规定学生自己动手，老师就要以身作则。因此他坚持在4个小时的课堂上，除了讲授理论和观摩以外，还要配合集体示范，做个别辅导，这样学生学得特别快。李魁正坦言自己在许多方面也不是全都熟悉，无法将所有名家的画都示范到位，但是通过这个双向交流，反复实践，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