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的时代特征与性别意识

潘嘉俊作品《海燕》

文/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潘嘉俊的《我是“海燕”》是“文革”美术中流传极广、影响很大的一幅优秀作品，1972年入选全国美展和全军美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人民日报》、《人民画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等多家报刊刊载，并先后在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展出；国家邮电部于1973年3月8日发行《中国妇女》纪念邮票一套三枚，《我是“海燕”》被选作其中一枚的图稿。

据介绍，该作品创作于1971年秋至1972年春。当时，作者潘嘉俊还是个从未受过专业美术训练的年轻战士，1971年被调到广州军区美术学习班培训。同年9月，他来到边防海岛体验生活，开始以通讯线路的维护兵为题材进行创作。最初的草图画的是礁石上两个维护兵正在狂风恶浪中抢修电缆，但这个构思没能在美术学习班通过。大家认为，“修电缆”这个情节和场面过于专业，群众看不懂。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顺着“电话线路”这个构思，改成一个女兵在暴风雨中攀在电杆上抢修线路；横构图也改成竖构图，并将视平线压低，以突出人物“凌空”的感觉。在创作过程中，潘嘉俊借来话务兵用的工具进行写生；在雨中把自己的衣服淋湿、拍照片作参考。画面上的女兵形象，则是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写生和所搜集到的一些图片资料创作的。

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成就，都很典型地反映了“文革”美术创作的时代特征：深入基层生活以收集素材，集思广益以提炼主题，突出和讴歌主要英雄的典型形象。画面上这位在暴风雨中检修通讯线路的女解放军战士，犹如勇敢搏击风雨的海燕；作品的题目《我是“海燕”》更是这一作品画题中的亮点——它既是话务兵的联络暗号，又有女战士是暴风雨中的海燕的寓意。在197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暴风雨中的“海燕”》的评论文章中说：“天色的阴暗，暴雨的倾注，雷电的闪光等，都描绘得真实、自然，给人物形象以有力的烘托。恶劣的天气所构成的艰苦环境，与人物镇定自若、勇敢乐观的神情和姿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作者精心刻画的面部，在冷色调的天空衬托下，显得格外响亮突出。同时还运用了虚实对比，使画面层次分明，主体突出。例如把人物面部的轮廓描绘得特别清晰，明暗对比强烈集中。”这些评论话语所表述的正是“文革”美术创作的典型审美理想。

在“文革”美术中，像《我是“海燕”》那样曾经很具体地影响过许多人生活道路的美术作品恐怕不太多。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网络技术管理中心有一位姓赵的女工程师说，当年受这幅画的影响而报考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成为一只通信兵中的“海燕”，就是她对自己未来的全部构想；不畏烦难地建立“橄榄绿婚恋热线”的李艳华说，她当年自从看到这幅画，就在心里埋下了一个愿望：要做个这样的女兵！类似的实例肯定还有很多。在“文革”美术中也有不少以青年女性为描绘对象、也是广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但没听说有很多女青年因此而立志当女矿工、女渔医、女委员。这是因为，当兵是那个时代青年人最光荣的人生道路，尤其当女兵。至今我妻子还说，当年她真的是连做梦都想参军、当女兵！文工团、话务连、卫生队，英姿飒爽绿军装、红领章，时代审美中的最强音符。

今天也有一些读者回忆说，当年很喜欢这幅作品的理由的确有性别上的因素：一个站立在电线杆上被大雨淋湿透的女兵，在那个狂热的革命年代足以诱发出人性中所具有的种种联想。实际上，虽然画面上女战士的绿军装在风雨中湿透了，但画家并没有刻意描绘湿军装勾勒出的女兵胸部的性感；而且面部形象的塑造也是圆圆的脸庞，距离到了1976年的电影中才出现的李秀明式的瓜子脸、水汪汪的大眼睛还很远。即便是这样，据说当年全军男兵们的来信已像雪片一样飞向画家。小时候，我们看过不少国产战斗故事片。印象中，在“国军”的师以上指挥机构里，常常会有一位女“国军”，她歪戴的船形帽下是一头卷曲的烫发，雪白的脖子以下是雪白的衬衣领子，然后就是一套美式军装紧紧地裹在身上，于是显得腰细胸高——美式女军装的性魅力不容置疑。由于我们的绿军装总是宽松肥大，单靠一条宽宽的军皮带勒在腰间，还是很难勾勒出迷人的性别特征。我们也不会忘记的是，在那个禁欲主义盛行的年代，某些首长可以看到有接吻镜头的好莱坞电影，而全国人民只能面对八个样板戏。因此，“海燕”毕竟衔来了一丝青年女性在夜雨中的气息。

有意思的是，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女通信兵石晶在电线杆上的造型完全模仿《我是海燕》，但她不再呼喊“我是海燕”，而是与恋人通话；在央视某节目中，主持人崔永元指着《我是海燕》问嘉宾：今天我们的妇女是否还应像“海燕”那样走出去搏击呢？前年更有一位艺术家创作了一幅同题的油画，以略带俯视的角度画了一个身材瘦削、表情僵硬的男通信兵站在电线杆上打电话。一幅作品能在不同时代中产生它的变体，或者被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亦属难得。

有意思的是，最近看到美国学者康拉德·希诺考尔、米兰达·布朗写的《中国文明史》(群言出版社，2008年5月)把这幅作品用作插图，但其说明文字却有不少错误：把画面中的主人公说成是正在抢修电线的妇女，并说她正在进行的工作是为了“给农村地区带来光明”。看来，跨越文化的历史研究有很多细节需要研究者谨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