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众所周知,中国绘画是中国艺术的魁宝,作为国画艺术家,您能谈一下您眼中的中国画吗?并谈谈您目前的工作状态!
杨乐友:好,中国画和其它画种一样,它首先是一种技能,一种造型的技能。这主要是物象向笔墨的转化能力和对传统技法的把握。然而,中国画和其它画种所不同的是,中国画不能脱离开书法而谈中国画,。离开了这一点,也就是离开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共性的线性审美模式。与其它画种比较,中国画的特性是以抒情为目的的写意性。中国画更为提倡的是要从精神层面上去创作、去欣赏、去评价、去追求形而上的东西,这才应是中国画的主流。那这种主流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在中国画里的具体体现就是讲究厚重,其实厚与重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厚指的是层次多,重是指用笔沉着有力、雄强坚挺。通过笔墨达到厚与重的统一,纵观历史哪个大家的作品不厚重?黑不等于厚重,傻大黑粗要不得,不黑也不见得不厚重,比如说倪云林,董其昌以及当代的田黎明。如果,我们把从黑到白理解为一个尺度,如果,在半个尺度达到作品的厚重难度将更大。这种对厚重的要求其实就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在中国画作品中的格化,在精神上所宏扬的是一种伟大与崇高,它既来源于宏伟也来源于平凡,这也是我在创作中所致力追求的。
对于我目前的创作状态,我觉得和以往相同的是每天都在思考,画不思则惘,所不同的是比以往更注重书法对于提升中国画品境重要性的认识和实践,还有就是看一些《老子》、《易经》、《曾国藩家书》等方面的书,增加些画外功。其实这也是不断提高创作能力的唯一和不止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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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老师您刚才提到书法对中国画如此重要,您能否再深入地谈谈以书入画这个话题吗?
杨乐友:好的,关于以书入画是解决中国画笔墨问题的关键,中国画讲究以线立画,既是用墨也要以用笔的方法去施墨,从一定意义上讲用笔即用线。“线”在中国书法里可以说是运用到了极致,也架构了以线性审美为基础的传统审美思想。以书法用笔(书法里的八法)入画的能力与高度也就成为评价画之高下的重要标准,因此要想提升画的品位、格调,必须把线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解决了也就是解决了画的精神问题,画的筋骨也就能立得住了。
以书入画不能简单地理解,书法之线与绘画之线的区别在以绘画之线是与所表现的物象为载体的,提高线对物象的概括和表现力是以书入画的关键。在作画过程中,勾、皴、点、染虽均可并用,但要提高画的格调与品味,个人认为能用线达到的少用皴,能用皴达到的少用点,染就更不用说了,可染先生说的“色”无功也有此意。“线”固然重要,但不能为“线”而“线”,线对物象的表现要恰如其分,要符合物象的征,做到线象统一。
记者:您在创作中是如何突破传统技法束缚的?您做为青年实力派画家和过去老一辈画家相比在创作上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杨乐友:对于你提的第一个问题一定要有正确的诠释。我是十分注重传统的,没有传统哪来的创新。传统是好东西,要和流传的东西区别开来,我时常把传统比做一棵大树。做为一个画家能在这颗大树上多生一枝芽,多长一片叶就很难能可贵了,不能把传统技法做为一种束缚,要好好地去吸收其营养,掌握好,理解透,要有大量的临摹,我现在每年都会临摹一至两幅古画。这古画太博大精深了,有时进去就不想出来,至于对传统技法的突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是伴随着对传统精神和现实生活的不断深入的理解和实践而逐渐形成的。如果仅从猎奇和形式语言上刻意求变、求新、对古人及他人的局部亮点放大、重复,画什么都千篇一律地用同样一个手段,那就是山头搬家,看一幅与看十幅都大同小异。我认为,这不是创新,是一种技穷、一种江郎才尽的表象,是不会走远的。创新,是一种动态的,是随着自身经历、阅历、能力的不断提升而形成和发展的。所谓画到老、学到老、变到老也正是因此,可见创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它又是每一个艺术家所必须面对的。因为,创新是艺术的价值所在,是艺术生命的延续,最终变成传统。这些年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尝试,主要是从生活中挖掘。每年多次写生,有时带学生、有时独自到荒僻之地写生,我都带着谦卑的心境把自身融进自然,以感恩的心汲取自然的恩赐。通过笔墨与物象的反复“碰撞”,从而提炼出既适合于物象,适应于自我而又区别与他人的个性语言,并在创作中得以体现。《十渡遗梦》即是通过十渡写生而创作的。此作品在2011年保利拍卖会上以12.65万元成交,这就是一次创新。作品《曙光》是通过近一个月的太行山写生而创作的代表性作品,我把太行山悬崖上的山路与大山里求学孩童的学涯路有机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艰苦卓绝,揭示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和希望的本源;同时赋予形式构成的大块面排列构图更增强了作品的震撼力,此作深得各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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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这样,每一代画家的成长都有其时代性,其作品是所在时代与作者共同完成的。老一辈艺术家有非常多的优秀品德和严谨的治学思想,是值得我们好好传承和学习的。我的老师李宝林,是李可染先生的学生,李宝林老师的艺术思想对我影响很大,虽然在作品风貌上与老师相去甚远,而在创新精神上追求崇高,追求伟大的艺术心境是一脉相承的。可染先生的创新现在已成为传统。凡是能进入传统的都有其所在的时代性,因此作品的时代性就是创新的一种表象,是时代所赋予的也是作者追求的。把握时代,彰显个性,弘扬伟大,这是我一路走来的艺术理念。艺术之路是收获与困惑并存,好在只要努力、多思就会有所提高。
记者:你认为中国的美术界未来发展怎么样?您做为书画艺术的忠实实践者在接下来的艺术规划中您有何设想。
杨乐友:当听到你提的这个问题:中国美术界未来发展会怎么样?我就想起了我的老家,山东新泰市,据考证周朝曾称为“杞国”,“杞人忧天”的成语就是出在这里。现在天上出了个大洞看来杞人忧天不是笑话,是忧对了,有先见之明。关于中国美术的未来会越来越伟大,在世界美术史上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高,中国美术,自古到今一直是很优秀的,随着祖国的强盛,中国画在世界美术舞台上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大。李可染先生所期望的东方既白已为时不远,这是由中国整体发展,民族自信心、创造力的提高所决定的。当下的中国美术,是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做为画家,成长在这个时代比老一辈艺术家幸运的多,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发展,那只能说是自己没有好好把握机遇,也怪不得别人。做为一个职业画家,定下心来好好画画、好好做人是至高的境界。你问我在艺术上下一步有何设想,我的回答就是一直画下去;有一个与爱好相同的事业是再好不过的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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