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导致了我们所见艺术产业的现状：“艺术品金融”明显变凉，艺术品金融的几种模式——艺术品基金、艺术品资产包交易、艺术品融资租赁、艺术品P2P等一齐陷入低谷;同时传统拍卖、画廊(其资金来源也多是资本)迅速降温;而一直提倡艺术走近大众的艺术衍生品消费同样遭遇瓶颈——缺乏资金投入和销售渠道。

导致艺术市场入冬的首要因素是“金融”。反思艺术品金融的经验和教训，对未来艺术市场破局是非常必要的。

金融的繁盛需要大量民间资本，我们需要了解进入艺术行业的资本是从哪里来的。艺术品金融最兴盛的时候，是2008年末至2010年大量的资本进入股市、地产、电影、文创艺术行业;民营企业积累了资本之后主动投入到艺术行业——短短几年涌现出几十只艺术品基金，而基金的钱主要流向拍卖行、画廊，那段时间是拍卖行和画廊最幸福的日子。

但是，正如前文所言，这些资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与“消费市场”对接，与那个时期进入其他行业的资本性格类似，资本并不想投资“实业”。记得那时候跟很多天使投资人对接，投资人反复强调“讲故事”，而很少关心经营收入、盈利回流——与今天截然相反。究其原因，“大量”给予了资本“大胆”的性格，它们相信自己最终会被更大的资本收购，不需要关心实业经营因素。因此，真正致力于消费市场的实业，并没有获得多少资本的注入。

也就是说，当时很多资本进入艺术行业只是大量花在了宣传、展览等成本环节，并没有帮助艺术行业建立起基础配套——保真、确权、防伪、物流、销售渠道。没有这些配套服务，实业不可能迅速发展，而没有消费市场积累资金，金融必然日渐疲软。

终于，金融行业深层改革到来，而且力度之大超出了许多人的心理预期，造成业态突变。先是成立金稳会，将金融问题上升到“社会稳定”层面;严控资本进入地产行业;最近又盛传对创投基金收税，甚至要求补缴税款，而艺术品基金几乎都是私募股权基金。一般来说，基金退出后会在第一时间将收益分配给LP，如果要补缴，这就意味着只能再向LP要钱。此外，由税务局征收社保的新政推出后，压缩了企业用于投资艺术的资金。综上所述，政府的顶层设计改变了资本的性格，试错成本、抗风险能力都在变化，当下的投资人更注重商业模式的赢利点、收入预估、回流周期等因素，画饼时代已经过去，文化产业开始真正进入实业阶段，这就意味着，艺术行业要靠自己养活自己，然后资本才有可能进入。

只要文化产业仍然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金融就一定会存在和发展。只不过，“艺术品金融”的含义和逻辑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金融”与“消费”必须正面对接，这是产业未来的出路。

2018年初，文化部、国家旅游局合并为“文化和旅游部”，似乎可以看出文化产业实业化、经营化的风向。以往更多承担国家文化形象传播、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的文化部，由“花钱”的部门开始转化为“赚钱”的部门，不仅产生社会效益，还要产生经济效益。这就不难理解文化产业的风口由之前的“艺术”转变为“非遗”——因为非遗更加具体、存量更加丰富、转换效率更高，较之“艺术”更容易与文旅地产等实业结合;这也是文化和旅游部谈非遗时提出“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题中之义。

金融与消费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因此，当下的金融资本必然会关注与消费市场有关的商业模式，这也要求从业者要回到实业，关心大众市场。

关心大众市场就不得不提到消费市场。尽管我们一直在倡导消费升级，但大众消费市场的真实现状是“消费降级”。房地产使得大众的负债率很高，而税改之后大部分中产以上阶层可支配资金变少，以往那种将艺术品作为奢侈品出售的商业模式必然遭遇困境，而“拼多多”这种充满争议的模式却能迅速抢占市场，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消费降级并不意味着市场的萎缩，只是敦促产品的迭代——简言之，就是价格的降级、产品的升级。无论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大众对精神、审美的刚需仍然存在，只不过希望以更低的价格满足精神刚需。价格不变或者降低的时候，产品还要具备更多的精神附加值，这恰恰是“文化”“艺术”所擅长的。因此，消费降级对于奢侈品而言是致命打击，而对艺术文创产品而言恰恰是机遇，唯有艺术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大幅提高产品品质。

基于上述思考，艺术品金融应重新回到实业，关注消费市场，侧重经营性企业。很多金融机构越来越看重“投后管理”，地产巨头们也纷纷转向“运营”，都是上述结论的实证。具体而言，资本应该缩短孵化周期，避免进入大而全的“全产业链”模式，尤其要关注文化存量资源丰富、具备真实有效的销售渠道、自身具有造血能力的文化企业;而站在企业的角度上，要考察资本的来源和性质，优先选择自有资本、产业资本，避免杠杆性质的资金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