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蓝敢谓胜前人，学步反愁失故态。”这是吴昌硕对待艺术创作的态度。晚清的大环境，文人画流派和皇室扶植的宫廷画日渐式微，此时的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已成为新的要地，而海上画派由于在传统中国画上大胆改革创新、融合外来艺术技法、作品体现时代生活等因素独树一帜，其代表人物吴昌硕就是这样的画家——他主张学古人而自出胸臆，在前辈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风格。从家乡彰吴村走向湖州、杭州、嘉兴、苏州、上海，一路走来，吴昌硕从书画金石的“另类旁观者”逐渐成长为海上画派的后期领袖，王一亭、陈半丁、陈师曾、潘天寿、沙孟海、钱瘦铁、诸乐三、王个簃——随着吴昌硕1912年定居上海，培养了诸多艺术大师，不仅支撑起“海派百年”的辉煌局面，也塑造了属于他个人的人生传奇。2月10日至5月5日，由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主办，浙江省博物馆、西泠印社、上海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金石力草木心——吴昌硕与上海”艺术作品特展在中华艺术宫展出，展览以百余件吴昌硕诗、书、画印等代表作呈现其艺术风貌。

　　吴昌硕的绘画成就于上海，当时的海上画派有“前海派”与“后海派”之分。“前海派”在清末盛行，以细腻秀雅为特点；辛亥革命后，伴随北京前朝文人遗老的南下，带来了“金石风”。吴昌硕的画风与“金石”有着不解之缘，就像沙孟海说：“昌硕先生以诗、书、画、印四绝雄视一世，一般看法，他的最基本功夫是放在书法上的。”吴昌硕在篆书上用功最深，据《吴昌硕年谱》记载：“1858年前后，15岁时吴昌硕受父亲吴辛甲影响，开始学习篆刻。他在1914年所写的《西泠印社记》中曾经回顾过‘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特别是石鼓文，这部被历代书法家视为学习篆书的重要范本，吴昌硕临习得最多、也把它运用得最独到。他把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章法、体势融入绘画，使得作品具有金石味。

　　在吴昌硕平生所作最大人物画《达摩像》中，中锋石鼓线条果敢、潇洒、厚实，挥就出的几条衣纹醇韵十足，犹可见其手持椽笔的气势。画中虽未见石鼓字，但石鼓气韵却扑面而至，以重、拙、大的力量感形成意趣；而在《芙蓉拒霜图》《叠石兰花图》等写意花卉中，这种金石之功也得以体现。就像吴昌硕自己所说：“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

　　吴昌硕40岁时拜任伯年为师，他在纸上仅画了寥寥数笔便让任伯年看到了金石味，任伯年说他书法功底深厚，不妨以篆书的笔法画花卉、草书的笔法画枝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诀也”。尽管吴昌硕“没有任伯年绘画上的那种灵巧秉赋，他的技巧和题材范围也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但他是一位强有力的艺术家。他以符合书法要求的笔墨为基础，运用海上画派典型的形和强烈的色彩去组织构图，完美地将诗与画统一起来。诗如此经常地与画相伴，有时还决定着画面。他的早期作品色彩十分丰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笔墨愈发苍劲。”著名汉学家、艺术史学家迈克尔·苏立文认为。

　　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吴昌硕把梅花画得像酒盅一样大，有人因此讥笑，他不以为耻反而将画笔伸得更广了，于是有了饱满的桃子、甜硕的荔枝、鲜嫩的大白菜……一改传统文人画的重清雅格调，大胆引入西洋红、赭石、花青作花卉木石，加上老辣的笔法和雄强的气势，把浓厚妍丽与金石之气交相辉映，令人耳目一新。人们也在他的花果蔬菜中看到中国绘画史上一种新的生活、新的情感。吴昌硕也造就了海上画派雅俗共赏、大气谦和的艺术风格。

　　开埠通商后的上海很快成为金融、工商业繁荣的大都市，这种形势之下，艺术创作的内容和服务对象也发生了变化，此时中国的文化精神品格呼唤着新的绘画，吴昌硕就是这场变革的倡导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吴昌硕享有很高声誉，自他以后，海派被注入了新的含义：既有深厚的传统，又富有变通的精神。他被推举为上海书画协会会长，包容各种画风、相互交融，中国画也开辟出了一个世纪新风。

　　吴昌硕的艺术影响了后来的许多画家，许多近现代绘画大师出自其门下，包括王一亭、赵云壑、吴茀之等多位“海派”画家、“京津画派”的陈师曾、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也无不受到他的影响。在他的诸多学生中，王一亭是杰出者之一，他从最初的裱画店学徒，在日本发迹为成功的商人。在上海，王一亭是艺术家的慷慨支持者，他曾率领一个20人以上的中国艺术家团体赴日访问，并于东京上野举办展览，引起轰动。九一八事变后，他还联络书画界义卖，捐助东北抗日义勇军。作为画家，王一亭一方面表现出任伯年对他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吴昌硕对他的影响。赵云壑在吴昌硕亲传诸弟子中，艺术风貌最为接近吴昌硕，不仅图式形貌紧紧跟随，笔墨气质上也较为一致。潘天寿在登门拜访吴昌硕后，深得器重。相识未久，吴昌硕即以篆书对联“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相赠，肯定其绘画与诗文的天赋。潘天寿在学养基础上提出“强其骨”的概念，使得绘画发生了不同的面貌。吴昌硕还说：“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开我最远。大器也。”潘天寿“师其意不师其迹”，坚持自身特色，学吴昌硕也曾一度有意摆脱吴氏画风。吴昌硕在上海这块海纳百川的土地上从事艺术创作、培养弟子，从他给王个簃的印稿点评中，可见“浑朴”“欠古”“朱文欠自然，多写篆字便能佳”“古意可掬”等字迹，简洁却体现出他对“古雅美”的追求。这些艺术主张特点经由弟子们发扬传播，为书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吴昌硕从石鼓碑帖中食得了“金石力” ，从仕途跌宕起伏中养就了“草木心”，更有一种强烈的人文担当精神。即使在自己早年生活困顿时，也没有忘记济世的抱负：“海内谷不熟，谁怜流民图。天心如见怜，雨粟三辅区。”尽管生活窘迫让他无奈，但艺术之道总是充满刚正之气，一扫传统文人画的纤弱柔美，饱满向上，一派磅礴气象，像菊花那样勇斗西风。吴昌硕在积贫积弱的中国近代史上，用浓墨重彩书写下文化自强的精神品格，就像他的篆刻《强其骨》，不仅是以刀笔力图“强其骨” ，还要民强、国强，要见铁骨、见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