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柏原，原名王博渊，生于1948年，籍贯甘肃镇原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甘肃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飞天》编辑，省文联专业作家。西部著名小说家，长期致力于短篇小说体裁的创作，迄今发表一百多篇（部），多篇入选全国选刊、选本，曾获国家级文学奖、著名文学刊物奖，共约二十项，其中《喊会》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已出版短篇小说集《在那个早晨》、《洪河九道弯》、《我的黄土高坡》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以散文创作为重心。题材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实验性的“跨界”散文，已出版的如《谈花说木》，即出的如《一页菩提：树木文学与科学》丛书。又一类是乡土散文。有评家认为，柏原的乡土散文，以质朴而醇厚的地域风情为最大特色，与其乡土小说相映增色。又有评家认为，柏原散文的写实本质，使其“村庄史”的文化价值更显突出。
《爬上黄土高坡》
由深陷的沟底，抑或土层的河床，爬到高高的宽展的塬上，期间是那断续层叠的黄土层面。在陇山之东，缩减斜面纯为土质构造，极难看见岩石骨架的支撑，正是流行歌里唱的“黄土高坡”。不过，地域方言的“坡”含两个概念，既是指沟谷与山峁倾斜过度，也是指由低处爬上高处的一条山路。
小时，就学爬坡了。而更小的时候，一直眼睁睁望着，乡亲们是怎样爬坡。看着他们，年年月月不知爬上去多少回，看着他们，爷父相继父子跟随，不知爬了多少辈人。真是让人惶惑之极，那面大坡，为什么没有被人爬倒踩平了，反而显得更高更曲了。
爬坡，往上走，腰杆一律向前折下，两腿交替呈弓和弦而绷得紧紧，头则显得非常的重，似难承载的样子。走在坡里，你永远欣赏不到仪仗队正步走的铿锵节奏，也欣赏不到模特儿走猫步的艺术美感。不光是因为，物理学上有个重心原理，更重要的是，沿坡上行的人几乎个个都负载着某种重物。推小轱辘车的，挑笼筐的，背背篼的，肩口袋的，扛柴捆的……即便空手而行的那些人，同样表现出负重的姿态和神气，好像躬着腰一步步地缓慢，已经变成他们下意识行为。塬上城镇逢集过会的日子，站坡头向下俯瞰一眼，或是站坡根向上瞭一眼，一条大坡的乡民都在举行同一觐见礼，分别折弯在几千阶梯上，一躬下去长达两小时。而且个个鼻息粗重，浊汗淋沥，神情凝滞，寡言少语。某一刻，我的心颤栗不已，乡亲们这是在向什么偶像膜拜？他们的信仰何以如此虔诚？
我不是一个纯粹旁观者。从来不是。我也是爬坡人流中的一朵小小浪花。
小时爬坡，为的去学校念书。在村小学念完初级小学四年，而后爬上一条十里来高的黄土坡，到塬上一所高级小学，继续念。接下，初中三年，高中又三年，因为学校都建在塬上，所以从十一二岁起，我就周而复始地爬同一面坡。约八年长的时段，至少是一个星期一趟，每一趟，都必须那样佝着腰、绷着腿，支撑着沉甸甸的头。由此造就的折腰屈背的习惯姿势，后来长时间影响我的精神气质。后来在繁华城市生活了十几年了，和对象谈恋爱压马路，仍不懂得挺胸收腹直面平视，更不懂让皮鞋硬底在瓷砖街面上敲出嘎嘎嘎的节奏，总是首先瞥见路上有一枚硬币或一颗螺丝钉。对象立即没好气地骂一句（实际是重复校正一次）：乡巴佬！
这么写，带点小说的夸张的调侃了。实实在在的说，我每回爬坡，都须背着一个挺沉的包儿，土话叫抽抽子，或叫馍褡褡。里面兜了足足六天伙食，称“伙食”有点矫情吧？确凿地说，里面有六乘以四等于二十四的粗面烙饼，或六乘以五等于三十的菜面馍馍。通常情况下，并不捎带一瓶子咸菜，甚至不附带一小包儿盐末。现今的我，出入于灯红酒绿的宴席，所以已经不能生动地感觉性地描绘那些“烙饼”“蒸馍”，它们的色味香什么的。但我必须注明一条，它是家里最好的东西，的的确确，是黄土山峁沟壑产生的物质精华。要是站今日感觉上否认这一点，那，我就成了一个负恩忘义的小人，虽然作家中的小人越来越受青睐。
就这样，往上爬，背一个沉甸甸的包儿，往下蹭时，拎一只空荡荡的抽抽。我像一个搬运工，或者说像一只蜜蜂一只蚂蚁一只屎爬牛儿，一直在进行一项单向的负载运动。我把黄土地的精华持续不断地搬上去，搬到塬上那个庄稼人心目中的“庙堂”之地，后来又搬往某个更遥远更神圣的地方。那么，搬运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每学期结束那天，我的包里才拎点东西回去，揉烂了的几册课本，写完了一摞打着勾和叉的作业本……这些个纯纸质的东西，交还父老乡亲，他们派何用场？我看一点用也派不上。充其量，庄稼人田头歇息时，撕开了，拧一根旱棒棒，拿它去填炕洞眼嘛，也热不了多大会儿。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寒假或暑假通知书，实际它是一张成绩单，上面除了操行鉴定或思想品德等套话，实在内容填了五六个、七八个数字，它们的最大数绝不超过100，最小数还可能低于60，这几个数字，就是我给他们的回报！就是它们有长长的一年的早起贪黑、汗流浃背、挣死扒活、当牛当马……最终换来的所谓“成绩”，五六个七八个洋码数字。高度抽象的虚幻的概念。
我的每份成绩单，于故乡土地，于父老乡亲，意味着半年或一年的重复爬坡，意味着艰辛耕耘和源源供给。积累四张或六张成绩单之后，就会换成一张“录取通知书”，算是我给他们的一个重大回报。对他们而言，它的“重大”之全部意义在于，将在更长的时段里，把能使的力气都使出来，把能吃的苦都咽下去，把能省的钢嘣儿攥得紧紧的，把能卖的值钱东西毫不吝惜地全卖掉……用一句话概括吧，把能背上坡的全背上去。
然后怎么的？什么叫然后？对他们讲，所谓“然后”不就是空着两手从坡里溜蹭下来么？
坡，显得越来越长；沟，显得越来越深；川道，越来越支离破碎了。全因为，他们背上去的东西太多了，太多太多了。与此形成的是，祖父和父亲，祖母和母亲，他们个头显得越来越矮，腰背越来越弯，脸面和地面离得越来越近了。好像他们越来越来越巴望着钻进黄土里面，钻进黄土才能歇缓歇缓，事实上，他们一辈接一辈钻进黄土里去了，永远不再爬出来……可是，黄土地并未因此增添多少份量。
增加的一种东西，人们叫它希望，如“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诗化的句子。人和人见面，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娃考上了么？考哪了？考兰州省城了，考到北京、上海、广州了，好哇……只要考上就有希望了。但是，极少有人这样问：娃回来了么？娃把书念完回家乡来了么？见面这样的问讯，是最犯忌的。显然，所谓刻苦攻读及理想实现，是一种单向度的负载运动，如果人群中确乎产生着精华或精英，它也一直是呈现单向的转移方式。
没有回流、反馈吗？即便它构不成一种运动的对称或平衡也罢。当然有。譬如我，有时返回故乡转一趟，虽然，回去的时间间隔越拉越长，肩上挂的包越来越轻。
青年时代，回老家探亲，走到那一面大坡的坡顶，就要下意识停留些时间，坐在一个路畔涝池坝上，稀疏的蓑草皮上，满怀热切而痛处的情愫，俯瞰故乡那片土地。看大坡里的父老乡亲一如既往地往上爬着，负荷各种各样的土地出产；看老家庄子废弃的窑洞，像骷髅孔窍一样难看，而新垒的土屋像坍塌的积木一样零乱；看村落庄院里活动的人影，像甲虫蚂蚁一样渺小……每当此时，眼里泪液簌簌而下，以至难以自抑，哽咽出声。说不清，眼泪表示赤子般的挚爱，还是表示觉悟者的悲悯，反正它是自己流出来的。我只知道一点，一掬泪，就是我給故乡的焦土，给爬坡的亲人反馈和回流。而且我知道，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东西，说要眼泪做么用？浇地呢，还是沤肥？可是，我只有一样礼物。
为什么？一见您就热泪盈眶？我的故乡！
人到中年，连仅有的一点点“礼物”无可奉献了。偶尔坐在大坡的坡顶上，眼睛干巴巴地望一会，神情痴痴呆呆地望很久……
倏然明白过来，人之中年，眼泪流向已经变了。它不再轻易夺眶而出，落地有声，却是缓缓地久久地渗向心田，把心肝肺脾浸泡的又苦又痛。
同时，脸面上一派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