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分三期载完的王连起先生《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是篇难得的好文。过去王元化先生曾提倡“有思想的学术”，我想这应该是个范本了。此文学术性强，对各路《兰亭》版本如数家珍；第三部分涉及当年郭沫若、高二适等有关《兰亭序》真伪的争论，揭出了大量旁人不知，或知之不深的材料，读来惊心动魄。这样有深度的文章，靠记者采访是写不出的；只靠专业学者的功夫也写不出，尤其第三部分中那么复杂的思想史政治史背景，只凭书斋研究很难把握；即使搞当代思想史的人，也未必写得到这等程度，而他们论及书法时则将逊色。所以，只有喜爱书法专业，有多年学术浸润，又关注并长期思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风云，并有自己切身经历和体验者，还得加上与有关人士有直接交往(如与汪庆正、启功等)，这才可能写出。这是有真生命的文章，希望《艺术评论》今后多发这类好文章。

　　文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是揭出了当年《兰亭序》争论背后，有毛泽东的意愿在。是否毛直接策动，现在还不得而知，只知郭沫若1965年5月22日发表在《文物》上的谈《兰亭序》真伪的文章，起因是要支持康生的观点。而同时，又有陈伯达专为他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康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伯达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两人都是当年意识形态的主管，相互间关系微妙，在这件事上能这么配合，看来，即使不是出自毛的旨意，至少也是为了迎合毛的想法。郭文发表后，南京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写了反驳文章，章士钊将文章转毛泽东，毛在1965年7月18日有致章士钊信(此信已收《毛泽东书信选集》)，现将毛信中有关《兰亭》争论的话抄引如下：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

　　从语气看，毛赞成有争论，但观点上恐怕还是站在郭一边的。而将郭老、康生、伯达并提，可见他对此事的发起与阵势，是了然于心的。高二适文7月23日即在《光明日报》刊出，这以后，康生广泛组织反驳文章，于是才有王连起文中所说康生对赵万里“巴掌大的文章”不满意，又派人到上海请徐森玉撰文(后由汪庆正代写)，还让钱杏邨(阿英)出面三催启功动笔——最后一次明确暗示“这是最上边的意思”。凡此种种，都证明这不是一场纯学术讨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发表的龙潜的文章，据黄苗子回忆那是“代表康生论调”的，文中称《兰亭》一路书风是“姿态偏媚”，“最能继承他的是变节分子赵孟頫、地主恶霸董其昌等人”；又说，“到了今天，世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今后的注意力集中到民间所蕴藏的、地下所发掘的方面来，那正是更有意义的事。”从这样的声调里，真的已能闻到“文革”渐近、“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了。

　　但我与王连起先生也有一点小小商榷。王文将《兰亭序》争论与批判《海瑞罢官》并提，怀疑此事所针对的也是北京市的领导层，但因谈书法“究竟难离学术”，所以后来就有人“写了目标更明确的文章”。虽然现已看得出此事有奇特的政治背景，甚至可说与后来的“文革”有密切联系，但它的重要性，毕竟还不能和《海瑞罢官》比。郭文发表已是1965年5月，此前此后，各个领域类似的标新立异的批判或“争论”已此伏彼起，如哲学界正批“合二而一”与“无差别境界”，史学界在批《李秀成自述》，电影界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文学界批“人性论”“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书法界关于《兰亭序》的争论，按康生本意，正是要纳入这样的潮流中去。批《海瑞罢官》则与这些公开的批判不同，前者只是“文革”的舆论准备，后者则可视作“文革”发动的一场大战役，这从江青组织姚文元写稿时如此诡秘、如临大敌，即可看出。批《海瑞罢官》的目的，是由吴晗而彭真而刘少奇，直接指向北京市委并将由此打开缺口。如果说《兰亭》之争也是要指向“北京市的什么人”，那根据终究不足。另外，时间上也不对，江青最早找李希凡批《海瑞罢官》，是1964年下半年；到上海再找张春桥姚文元，也始于1965年春节。这都在《兰亭》争论之前。可见，到郭老谈《兰亭》时，那场战役早已经在部署了。这么重大的事，看来是轮不到这位郭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