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今年秋拍成绩斐然，其中有两件书画格外引人注意。一是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以9.315亿成交，刷新中国艺术品的拍卖纪录，成为第一件进入“1亿美元俱乐部”的中国艺术品。另一件是吴昌硕的《花卉十二屏》虽也拍出2.093亿的画家最高成交纪录，但相形之下，两人在当代市场的表现差距如此之巨，不免令人唏嘘。

　　回顾二十世纪初的画坛，吴昌硕是海派公认的魁首，又精金石籀篆，开西泠一脉先河，交游甚广，盛名远在齐白石之上。连齐自己也曾作诗：“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表达对吴昌硕的仰慕。那么二者今天价格倒挂是什么原因？是否就说明缶老的艺术成就不及濒生？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大致可以从两者生活的时代背景窥探一二。

　　吴昌硕和齐白石被世人并称“南吴北齐”，这句话吴昌硕应该是不愿意听的。吴昌硕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长齐白石20岁，属于齐的长辈。与齐“半路出家”不同，缶翁自幼受家学熏陶，10余岁就开始磨石奏刀，26岁负笈杭州诂经精舍，拜朴学大儒俞樾为师，习小学及辞章。苏州寓居期间又结交吴大澂、潘祖荫这样的金石收藏大家，遍观其所藏钟鼎、鉨印、陶器、货布及名人书画。因此吴昌硕虽归于海派，但就其艺术渊源向上深究可直抵乾嘉，这种深厚的训诂、考据功力实为齐白石所不及。缶翁书法以《石鼓》入手，行书结体也常有篆意，绘画则精心布局，融入篆、隶、狂草多种体势，被后人概括为“金石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当他听说齐白石的画卖得比自己还要受追捧时不免心生嗔怒道：“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得大名”。在他看来，齐白石一介草莽，处处透漏模仿的痕迹，“竟得大名”他不能理解。

　　然而时代总是滚滚向前走。齐白石小缶翁20岁，石翁进入创作高峰时，中国画坛早已是另一番面貌。出身木匠的齐白石早年系统学习绘画的机会很少，仅拜邑人胡沁园、陈少蕃学了一些诗画的基本功课。观其早年画作面目，用笔规矩但显迟滞，题材多涉工笔花鸟、人物肖像，匠气未脱。待到1919年定居北京后，结识了陈师曾、汪蔼士、王梦白、陈半丁等京中文化名人，方开始其著名的“衰年变法”。这一时期的北京，新文化运动正炽，反传统的浪潮中，对底层百姓的人文关怀成为新的审美取向。齐白石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吸收、概括、凝练吴昌硕大写意的画法，那种古朴浑厚的金石韵味，浓烈饱满的色彩，使他逐渐摆脱清俊冷逸的画风，多年的乡土生活则让他的作品充满了单纯质朴的平民气质，这种完全符合时代潮流和大众审美的艺术风格终于让他在1922年的《中日联合绘画展》上一举成名。

　　比较二者绘画，吴昌硕画梅多用复笔，常用积墨、古篆隶的笔法画梅枝，先用淡墨勾，再用浓墨复勾，浓淡相参，一遍一遍地积染，描绘出枝干苍劲的质感。笔力老辣，力透纸背，穿插揖让从容大方、汪洋恣肆，苍茫古厚之气盎然。布局常常取险势，构图近书印的章法布白，对角斜势，虚实相生。用色则开创红花墨叶之法，画面色泽强烈鲜艳。气势之贯通使他的画面的用笔、布局、题款等浑然一体。齐白石则多用单笔，绘画在结构、笔法上都偏于平直刚健，用色更为大胆，洋红点梅花更显明快清新。与吴昌硕的“繁复”正好相反，齐白石的绘画始终体现着一种精神劲在里面，看完之后总会给人一些感触，要么清新淡雅，要么生动有趣，要么充满力量感。

　　不难发现，齐白石的“衰年变法”其实就是在吴昌硕的基础上做减法，再赋予个人特质，显得更为激进。艺术品市场总是更钟情于激进者，吴昌硕这样的“保守派”卖不过齐白石也就不足为奇了。好在吴昌硕也总有一批拥趸，真诚地欣赏他追古化古的传统文人情怀。如果用“五四运动”和“鸦片战争”来划分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话，吴昌硕应当属于近代史最后一个艺术大师，齐白石则属于现代史里第一个艺术大师。“南北双石”，难分伯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