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古代书画展厅，60幅从美国回国“探亲”的中国古代字画让参观者大饱眼福。这场名为“翰墨荟萃”的五代宋元字画大展，包括了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传卷》等传世珍品。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要数五代董元（亦作“董源”）的《溪岸图》，从来没有一幅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像《溪岸图》那样，引发了一场长达15年的国际性大辩论。本月初，上博为“翰墨荟萃”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溪岸图》再次成为专家们在发言中谈及最多、争论最激烈的作品。

　　各抒己见，三大高手隔空交手

　　研讨会上，鉴藏家谢稚柳的夫人、书画家陈佩秋针对《溪岸图》率先发声，她认为画绢材质是10世纪的，款识“北苑副使臣董元画”墨色与画面色泽一致，画上收藏印也证明从宋代至明代流传有序，从构图和技法上分析，这是董元存世的惟一真迹，而收藏在各大博物馆的《夏山图》、《潇湘图》和《夏景山口待渡图》则应是明代伪作。

　　上海美术馆专家丁羲元也认同陈佩秋的观点。他认为《溪岸图》不仅是董元真迹，而且画面上一家四口是南唐中主李璟一家，画中被抱在妇女怀中的小孩正是后主李煜。

　　研讨会现场，上海古代书画收藏家颜明告诉记者，围绕《溪岸图》目前学术界共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张大千的伪作，一种认为是董元真迹，而国内的主流观点是，它至少是一幅宋代古画，是否为董元真迹则无法考证。

　　在这次展览上，三种观点再次交锋，三派代表人物虽然未在展览上碰面，但隔空交手依旧带有一点火药味。

　　“伪作说”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人高居翰，中国古代绘画史的研究权威之一。在展览的论文集中，他毫不客气地写道：“我坚信，这根本不是一张古画，不过是近代画家、赝品制造者张大千的伪作……《溪岸图》的风格特征和其他署名张大千的画作是如此一致，在真正的古画中不会得见，这才是判断问题的关键。”

　　“真迹说”的代表人物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顾问方闻教授，在提交的论文中，将《溪岸图》与10世纪的墓葬壁画、佛经插图进行图案分析，重申“《溪岸图》是董元创作于公元940年左右的真迹”，“创作时代早于皴法技艺形成之前”，它和另一幅董元作品《寒林重汀图》可被视作创立典范的基准作品。他进一步写道：“对绢本画碳含量进行激光扫描，将会为证明两作系同出一人之手提供新的科学证据。”

　　而“五代北宋”说的代表人物台湾大学教授傅申，当天恰好担任研讨会第二场的执行主席。他在点评中说：“我研究张大千几十年，说《溪岸图》是张大千作伪，暴露了高居翰的知识盲点，他不了解张大千的绘画风格。”而对于“真迹说”，他也不以为然：“它是五代北宋的作品，但署名‘董元’并不能排除后人所为，要证明确实是董元的作品，必须拿出更多的铁证，否则就是一厢情愿的猜测。”

　　真伪之辩，引发国际大交锋

　　在展览现场，记者看到的第一幅作品就是《溪岸图》，它高超过2米，宽超过1米，虽然画面因年代久远而变得晦暗，但重峦叠嶂中隐藏着水阁清幽，仍然显得气势撼人。

　　正是这幅画，引发了一场国际性大辩论。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张蔚星向记者介绍了事件的来龙去脉：1938年，徐悲鸿在广西购得一幅署名董元的巨幅古画《水村图》，同年张大千在桂林与徐悲鸿会面，见之爱不释手，遂带回四川研究。几年后，张大千从自己的藏品中挑出徐悲鸿喜欢的金农《风雨归舟》（有人认为此画系张大千伪作），换得此画。1957年，鉴藏家谢稚柳将此画公开，并审定其名应为《溪岸图》。上世纪60年代，美国华人收藏家王己千从张大千手中获得此画，并请东京著名裱画师目黑重新装裱。1997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唐骝千出巨资购得此画，并捐给大都会博物馆，《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此画并称其为中国的《蒙娜丽莎》。然而同年8月，美国《纽约客》杂志刊登一篇爆炸性文章，称《溪岸图》为仿制赝品，文章引用高居翰的观点：“这不可能是一幅10世纪作品……其作者应是作伪者与收藏家张大千。”

　　以高居翰的地位，此论一出舆论哗然。1999年，大都会博物馆专门召开国际研讨会，探讨中国古代绘画的鉴定问题，会议几乎聚集了西方所有的中国美术史专家和部分中国大陆、台湾学者，然而大家并未达成共识，三大阵营依旧壁垒森严。

　　持“作伪说”的包括高居翰、日本的中国美术史家古原宏伸、前克里夫兰博物馆馆长李雪曼等。高居翰列出14条证据，试图论证张大千不仅伪造了《溪岸图》，而且伙同徐悲鸿、谢稚柳、丁羲元等伪造了《溪岸图》的收藏史，称此画是张大千最成功的欺世之作。持“真迹说”的则有方闻、丁羲元和国内鉴赏大家谢稚柳和启功，而持“五代北宋”说的则包括耶鲁大学教授班宗华、何慕文，台湾大学教授傅申，台北故宫石守谦、北京故宫徐邦达和杨新。各方均言之凿凿，真相在数十位专家的上百篇文章里显得越发扑朔迷离。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何慕文利用现代科技对《溪岸图》的材质进行了检测。红外X光摄影显示，《溪岸图》历史上经过3次装裱，他在论文中称，《溪岸图》绢面的经纬粗细和结构、色调、保存状态、修复方式及印鉴磨损与公认的北宋屈鼎《夏山图》相似，而与公认的张大千作伪的《藏林叠嶂》等画有巨大差异，为支持《溪岸图》是古画而非张大千伪作提供了证据。

　　抛开争议，学术理性更为重要

　　说起来，董元与作为南唐首都的南京有着不解之缘。

　　张蔚星告诉记者，董元的官职是北苑副使，北苑所指现在尚无定论，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北苑是南唐皇室的私家园林，董元大致相当于园林管理局的副局长，因此历史上又称他“董北苑”。北宋统一南方时，董元已去世，他的和尚徒弟巨然随后主李煜去了汴梁，也带去了董元开创的南方山水画派，轰动一时。现在被认为是董元的传世作品约有七八幅，当时画家作画一般不署名，而《溪岸图》是唯一有落款的，曾被南宋权臣贾似道收藏，明代又进入皇家内府。《溪岸图》的山石是唐代以来的层层渲染技法，而没有使用董元首创的披麻皴，因此方闻才认为这是董元早期作品。

　　在研讨会上，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谈晟广通过画面细部的对比，印证了元代钱选《浮玉山居图》是对《溪岸图》“取其一二，摹以自玩的”的文献记载，也为《溪岸图》是古画而非伪作提供了新证据。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比作者是否为董元更重要的是《溪岸图》的学术价值：“宋代山水是空间的再现，任何一段都不能随意抽取；而元代山水是空间的表现，画面的片段可以随意抽取和组合，《浮玉山居图》及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受到《溪岸图》启发，促成了这样的转型。”在他看来，董元风格的图式有两种，以《溪岸图》为代表的“绝岸”和以《寒林重汀图》为代表的“重汀”，其中“绝岸”式经过元代画家的转换，又成为明清追仿的主要构图样式，由此可见《溪岸图》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性，影响千年至今不绝。他说：“即使这是摹本、仿作，也不损害其价值，就像传世的王羲之书法，皆是后世摹本或双钩本，在真品无传的情况下，谁又会质疑它们的价值呢？”

　　对于这种争议，展览的策展人、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单国霖告诉记者：“‘翰墨荟萃’突出了展览的学术性，《溪岸图》的争议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学术问题，争议对学术研究，对于丰富中国书画的鉴定手段都很有价值，研讨会上通过切磋和辩论所体现的学术理性，正是我们乐于见到并竭力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