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介子平)

 

 

       “作画贵在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敷色浓艳，便自以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可不知者说也。”

赵孟頫的这段话，书画中人想必是耳熟能详，相知有素。乔亚丁先生便是位执古意者。乔先生主攻花鸟，他笔下的花鸟画结构方正匀整，浑穆端庄，线条饱满圆润，笔意浓厚，着色浓艳纷呈、明丽沁人。从没骨到双勾，从水墨到重彩，形式其外，实质其内。

 

 

       得心应手，如身使臂，皆在于纯熟之功，稳练之操，粉墨登场如此，笔走龙蛇何尝不然。我与乔先生算一代人，我们那个时代的漫长悠远、旷日遥遥皆在于那个时代人的单纯有足色，质朴无冗杂，那代人的执着顽迂、死心塌地，乃今日信息时代纷繁错节、扑朔迷离景象之不可思议。一场没有什么来头的知识竞赛，能在周日的新华书店门前聚集起半市的读书人，为之讨论甚至争辩得面红耳赤，某幅画中的一个小技法，便能成为美术界历久的话题。乔先生绘画基本功便是在那个时期练就的。当一种枯燥平淡、味同嚼蜡成为一番妙趣横生、津津乐道，还有什么不能回肠荡气、沁人心脾。几十年前田间的劳作场景、市民的生动表情，已然成为乔先生千仓万箱、用之不竭的富矿。

 

 

        后来，乔先生专攻了花鸟画，且成绩斐然，有目共睹，他先前的那些死功夫，那套西洋画的体系，多少承接在了传统的曲目，不得而知，但构图造型上的独到，却使之卓尔于众、峥嵘于角。还有他对色彩的感悟，本是大艳大俗的搭配，却能古色古香地雅致，这样的意境竟似词曲的地步。凡词曲皆囿之于曲牌阙韵，李后主李易安、柳三变姜白石，谁敢说他们的情结与白香山杜牧之、温飞卿李义山的情绪相形失色，等而下之。

 

 

        近来，乔先生的画风突变，有攀篱摆脱、蹊径另辟之象，与先前较然不同，迥若二人，使一直关注于他的诸友颇感诧异，但我没有觉得愕然，我知道这一浮表的变化，全自心质的惊蛰。花鸟画的程式，不仅在于梅兰菊竹、翎毛蜂蝶，更在于微忱芹意、神志感受。变化后的这组作品，笔墨华滋、酣畅淋漓，机智灵巧中，把稳持重了些，贞固果敢间，拄笏看山了些。弘一法师出家前的笔体与出家后的解构，南枝北枝、南阮北阮，其中的关涉牵累却是同条共贯、一脉相承，明眼人一看便知。齐白石师从胡沁园前后，画风之蜕不在画艺之提升，正在于诗文之长进。乔先生此次画风之变，当然不能单纯归结为诗文之长进，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古人毕竟有别。虽如此，诗文长进，画艺长进，以及等等的长进，其惬意却是同样的顺心称愿。求仁总能得仁，求仁的探索却是异常的惨淡困砢、屯蹇役役，一张不成功的画幅，能让他惨厉几日，凉如三秋，岑寂无言，然而一事之求，十年无局，二十年终会有正果，这便是从量到质的变程。

 

 

       变法后的画作，依然冠盖相望，繁花似锦，但内质却廓落静谧、萧瑟凄紧了些许。花鸟画表现是乔先生的书面语言，每天伏身案头，那是他在写日记，阴晴圆缺、雨雪风霜，便是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颜面。

 

 

       花鸟画是大自然对我们的人文关怀，使你我不至于将季节更叠的目光仅停留在女士们的装饰替换上。牡丹可以不分季节地绽放，葫芦里可能装着也可能不装着，所有的季节，其实都是心在消磨，所有的襟怀，其实都可在某一日空空落落，方寸为清。这让人想起了王维的诗：“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世间早已无王孙，归隐的心绪却从未间断，更早的楚辞中已有“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句子。画幅中的那一笔表现，虽不是归隐的久留地，却终是念念不忘、拳拳服膺的境域。

 

       乔亚丁先生是位隐者，隐于市的隐者，在他位于二十六层的画室里，品着他甫自印度游历回的红茶，我们的谈话很投机。冬日的斜阳从这扇窗踱到那扇窗，竟不到一杯茶的功夫。堆满书卷的画室里，案头的色笔还没来得及涮洗，这让人想到了二百多年前的郑板桥知范县时，衙门前长满苔藓的那条甬道，与他乱石铺街的书法，异曲同工，以及无讼的升堂鼓，也一任夕阳抚弄。这是一种别样的宁静，画外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