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舜威
　　360年前——农历壬辰，公元1652年，一代绘画大师、旷世奇才陈洪绶，在他的第二故乡绍兴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这个痛苦的世界，临终嘴里喃喃念着佛号，享年55周岁。同一年去世的还有一代书法大师王铎。

 

　　这一年，离大明覆亡、大清建立已经8年。这8年，是明遗老遗少心灵历尽煎熬的8年，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还是死”的痛苦抉择。许多人选择了死，比如倪元璐投池而死、刘宗周绝食而亡、祁彪佳亦投池而去。他们决绝赴死的地点，都在绍兴。

　　京师失陷、崇祯皇帝自尽的消息传来时，陈洪绶正在绍兴借居于徐渭故居青藤书屋。尽管早在预料之中，但突闻噩耗，他依然痛苦欲绝，悲不欲生，极想以死报国。孟远《陈洪绶传》云：“甲申之难作，栖迟越中，时而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时而与游侠少年椎牛埋狗，见者咸指为狂士。”这段话是意味深长的，也就是说，陈洪绶最终没有选择死，而是选择在“发狂”中生。

 

　　陈洪绶的一生，充满了建功立业的欲望，却仕途多舛，一次次参加科举考试，一次次名落孙山。“诸暨三贤”王冕、陈洪绶、杨维桢在对仕途的态度上是颇值得玩味的：王冕应试受挫，便将举业文章付之一炬，断了仕进的念头；杨维桢科举得意，考中进士，但蹉跎官场30余年，始终只是一个“县处级”，退出官场后现出狂放不羁的书生本色，成为一代诗坛霸主；陈洪绶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直到1640年他43岁时仍雄心不已，入赀为国子监生，也就是到国子监读“自费生”，满心希望在仕途上最后一搏，杀出一条血路，没有想到他虽然“名满长安”，一时贵胄公卿都以与他识面为荣，他的片纸只字都让人视若圭璧，但是，人们看重他的只是他的书画才能和艺术成就，他在仕途上依然没有出现转机。崇祯皇帝也接见他，命他临摹历代帝王像，让他做内廷供奉，也即御用画师。换个画家，或许会感到荣幸和满足，但陈洪绶需要的不是这些，他的痛苦是无以复加的，因为他太渴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了，而不愿意一生只做一名“画工”，于是坚决“不拜”。1643年，他失望至极，离京南归。第二年春天，大明王朝终于以崇祯自缢而落下帷幕。这一年9月，刘宗周女婿王紫眉等友人仍劝他去南京小朝廷应试，至此，他已经看清楚这个小朝廷成不了气候，终于对仕途彻底绝望，于是断然拒绝去做无谓的尝试，并以诗明志：“二王莫劝我为官……一双醉眼看青山。”后来南明鲁王朱以海到绍兴，陈洪绶的好朋友张岱在家中隆重设宴款待，鲁王喝得大醉，陈洪绶也借醉拒绝鲁王命他即席作画的旨意，对鲁王“封”他为“翰林待诏”不以为然，干脆躲到城外云门寺落发为僧了。这期间，他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把平生所作诗整理为《宝纶堂集》。

 

　　大明王朝并没有重用他，大明的覆亡用不着他承担责任，然而，他却充满深深的自责，觉得自己没有发挥才能，没有尽心尽力。在历史的关节点，他没有参加“义军”做无谓的抵抗，也没有慷慨死节，而是不得不出家，改号偷生，但那只是为了活下去的无奈选择。他曾喟叹：“岂能为僧，借僧活命而已。”在云门寺时，取号“悔迟”、“悔僧”，为自己没有为朝廷尽力而痛苦不已。又曾作诗明志：“国破家亡身不死，此身不死不胜哀。”文人的良知，尽在字里行间。在当时的情景下，“一死了之”比“苟且偷活”更艰难。诚如祁彪佳在自沉当晚作诗云：“图功为其难，洁身为其易。吾为其易者，聊在洁身志。”大厦已倾，想再反抗，乃至收复河山，都已无望，唯有一死，尚能报答前朝，留名后世。于是，祁彪佳“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这应该是一大批赴死者共同的心声。

 

　　然而，活下来也有活下来的理由和勇气。比如张岱，曾经热血沸腾希望襄助鲁王收复河山，后来也失望了，和陈洪绶一样，隐居到山寺，把全副精力用到撰写明史上面。至康熙三年，张岱终于完成了煌煌220卷、250万言的纪传体明史著作《石匮书》。加上同是明亡后撰写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奠定了他成为一代史学家、文学家的重要基石。这位在年轻时代“好精舍，好美婢，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张岱自撰《墓志铭》）的纨绔子弟，在经历国破家亡之痛之后，终于把全身心都用到了名山大业之上。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陈洪绶和张岱的境遇惊人地相似，他们是交谊极深的好友，陈洪绶每次科举败北，都要到西湖畔和张岱住上一段时期，一起泛舟湖上，痛饮消愁。“甲申之变”时陈洪绶47岁，命运十分吝啬地只留给这位艺术巨匠最后8年时间。在此之后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陈洪绶都会署上“老迟洪绶”、“老迟”、“悔迟”等。这部分作品是陈洪绶艺术世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十分精到。清人唐九经总结，陈洪绶“不满六旬，其笔墨凡四变，少而妙，壮而神，老而化矣！”最后数年正是“老而化”之际，他由此登上了艺术的巅峰。比如他晚年曾创作了一批“奇骇怪状”的人物画，或人物形体头大身小，有意变形夸张，或采用与人体完全无关的冷色调石青石绿来表现面部，冷韵逸气，绝俗出神。他的夸张的人物造型，蕴含了深刻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他那运用折笔或粗渴之笔表现英雄、运用细圆之笔表现文士美人、运用游丝描表现高古等丰富多变的艺术手法，成为中国传统人物画法取之不尽的宝库。时至今日，谁要学习中国人物画画法，谁就必须匍匐于陈洪绶脚下，这座高山，是无法回避或绕过的。

 

　　陈洪绶一心振兴画学，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拼命创作，在临终前一年创作了流传至今的《隐居十六观图册》、《博古叶子》、《花鸟山水图卷》等大量作品。他的好友周亮工1651年路过杭州向他求画，他在11天中为周亮工创作了不同尺幅规格的作品竟多达42种，让周亮工惊讶不已。这实际上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所作的一次激情迸发。陈洪绶忍辱负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迈出了成为世界级艺术大师的关键几步。

 

　　历史上大凡改朝换代之际，对文人的心灵冲击是最大的，往往会有“生”或“死”的艰难选择。回首360年前，那个时代的文人面临的选择题，实在近乎残酷。倪元璐、刘宗周、祁彪佳等选择了慷慨就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清死节的黄道周，他在1622年和倪元璐、王铎同科进士，明亡后返乡筹兵筹粮继续抵抗，被捕后宁死不降。赴刑场前盥洗更衣，索得纸墨，画长松怪石赠人，给家人留下遗言：“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在刑场，黄道周撕裂衣服，咬破手指，写下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临刑前慷慨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头断，而身“兀立不仆”。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给世人特别是文人造成的心灵震撼是无与伦比的。不知作为同年的王铎，内心作何感想？王铎、钱谦益、周亮工等选择了降清成为“贰臣”，虽然保持了艺术、文化生涯的连续性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却十分遗憾地留下话柄，被人诟病。可以想见，他们肯定遭受着难言的自愧自责。陈洪绶、张岱则选择了既保持气节、尊严，又完成文人、艺术家生涯的最后辉煌的两全之道，只不过内心需要承受更大的煎熬和担当罢了！老莲晚年自号“悔迟”，别有意味在焉。

 

　　又逢壬辰，感慨万千。我特地买了一套新出的《陈洪绶全集》，斟一杯诸暨土酒，一页页翻阅，一口口浅抿，思逸神飞，似与这位伟大的乡贤把酒晤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