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鹏

　　把书写的“素材”当做书法作品的内容，几乎是最常见的误解。书法有自身的形式和内容。倘若只以书写的文词为内容，书法岂不徒具外形？书法艺术的独立性到哪里去了？ 

　　把书法“素材”当做书法“内容”，在理论上是悖谬的，在实践上无益。有关书法艺术的“内容”，我们且从古人大量文字中寻找启示。历代书论，蔡邕《笔论》、李阳冰《上李大夫论古篆书》、韩愈《送高闲上人序》等，谈到书法的特征，某家某派的风格，有数不尽的比喻。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碑评》开头对几种魏碑的评价：“爨龙颜碑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其中论述书法造型的语言，仅止于比喻，而所有比喻仅止于书法艺术本身，没有一种比喻同书法作品的文词素材相关联。古人早就懂得书法艺术的独立性。

　　比之绘画，在绘画为形象者，在书法则为意象。绘画的形象性离不开再现；对书法而言，“形象性”的比喻仅是基于直觉的暗示。以我的认识，克莱夫·贝尔把艺术定义为“有意味的形式”，用来解释书法是恰当的。但书法艺术的“意味”要从它特定的形式去寻找，或者说书法特定的“形式”确定了特定的“意味”。“有意味的形式”能不能直接写出文词的意味？书法不能直接体现文章的哀乐。书法以点画形成自身的规律，无力体现作品的文词内容，绝非书法的“短处”，恰好是书法自有长处。《千字文》虽有韵而无诗意，张旭的《断千文》如急风骤雨，汪洋恣肆，不因《千字文》语言的魅力，只为张旭狂草的高度使然。同理，赵佶的真书《千字文》、草书《千字文》，都是真、草书法的极致，无关《千字文》内容。书法作为“有意味的形式”，不承担“阐释”文稿的任务。换一位作者书写，甚或本人再次书写，必定出现另一种形态。

　　诗与书，一个言“志”，一个“心”画，在表达思想、意志、情感的根本点上，达到了一致。诗的语句，以节奏为结构，在节奏中运动。有了节奏，诗的形式才有生命。书法也是有节奏的，“一波三折”中的“三折”就含有变化着的节奏。书法的一笔中可以有数不清的“折”。书法与诗，最深层的美可以归到节奏，但书法家写诗却不与诗的节奏同步。从黄庭坚的《李白忆旧游诗》、《花气熏人诗》、《经伏波神祠诗》的书法艺术中不能找到与诗的内容的“一致性”，并且也不可能找到诗书节奏的“一致性”。诗的节奏与书法的节奏独立自在，各自发挥特有的美质，合为完璧。书法家并不直接将诗的节奏融进书法，书法节奏因书法自身特点形成。书法家笔下的线条，一任自然运行，流露出来的情感、意境、黑白、节律，都与诗相通，与诗共鸣。诗的节奏、韵律从深层影响书法家的素质，所谓“潜移默化”。像“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我们从中体悟人生，游乐人生，却不能获得知识。书法家对所书写的文章、诗词理解得越多越好，但书法艺术不能给人知识。书法美纯粹抛开知识内容。

　　书法是不是一种文化？当然是。书法之所以成为文化现象，不是因为文字传达的内容。书法的历史，就其本质来说，应是书法风格的发展史，是为书法艺术纯粹性所决定的。有一种说法值得商榷，即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我疑心这个命题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出自对书法的挚爱以至偏爱。依我看，书法说到底是一门艺术，书法代表的韵律和构造的抽象的原则，可以启发和应用于绘画等艺术，但并不因其特殊性而高于其他艺术或凌驾于其他艺术之上。

　　在漫长的历史中，文字的书写与书法的传播从现象上看，几乎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会不会因为如此难分难解，我们产生错觉，把书法在文化中的地位夸张到不适当的地位呢？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探讨问题，使认识接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