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草书《雅琴篇》卷局部

　　李佳

　　王世贞对明代中期以后的书坛曾有过“天下书法归吾吴”这样的感叹，我们由此可以联想到以祝、文、陈、王为代表的“吴门书派”在成化至万历这百余年间的人才辈出与异常兴盛。在“吴门四家”之中，文徵明可谓是关键性的人物，他师承沈周、吴宽，与祝允明、唐寅为同辈挚友，门生中又有陈淳、王宠、周天球、王穉登诸家，于书画一隅的影响力直至崇祯朝而不衰。

　　以才气论，文徵明在吴门诸家中并非最高，但依靠其深厚的功力和极高的威望主持吴中艺坛数十载，至90岁时犹临池不辍。而与其自身的艺术成就相比，他的教学成果似乎更值得后人称道。在他的众多传人之中，长子文彭便是受其影响最深且又能不拘家法，“青出于蓝”的一位。

　　关于文彭的学书经历，明代许穀在《文国博墓志铭》中有详细的叙述：“先生字学钟、王，后效怀素，晚年则全学孙过庭，而尤精于篆、隶。”从文彭众多的传世书作中，我们不难体味出他取法的广博及书体之全面，在良好的家风和浓郁艺术氛围的感染下，其眼界与笔墨功力自会高人一筹。但更为难得的是，他并非如周天球、王穀祥等同门一样以逼肖文徵明之书风为能事，而是通过对其父以及其他吴门师辈的学习，透过作品本身，逐步体悟各家的成功之路与形成个人艺术风貌之要诀，从探寻古法的角度自觉地避开了书风趋同这一创作误区，达到“师心自运”之境。扬雄曾云：“书，心画也。”作品格调的高低其实是由“心”来决定的，若只知一味模仿或以师风作为艺术的终极追求，便自然无“心”可言，这也是很多学书者乃至一些书家的局限性。文彭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能突破这种局限，在书作中展现出不同于乃父的张扬与挥洒之态。王文治评文彭书：“精熟不如父，而萧散之气则远过之。”可谓一语中的。其实依笔者拙见，以文彭的造诣并非不能做到“精熟”，只是他于“精熟”之外似乎更注重作品内在的古韵和自出机杼的情趣罢了。

　　在文彭的各体书作之中，当以草书最见性情，现藏于天津博物馆的草书《雅琴篇》长卷为其代表作。该作纵38厘米，横475.5厘米，纸本，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腊月62岁时所书。此作于章法上跌宕起伏，欹侧生姿，动感十足。前半部分整饬灵秀，字密而行疏，笔致轻盈飞动，提按明快，于行笔中呈现出抑扬顿挫的节奏，毫无滞涩突兀之感。其转折处蜿蜒通达，若涓涓流水清丽洒落，与所书内容有相融之感，使观者仿佛置身其中，被悦耳沁心的悠扬琴声所打动，忘却烦愁。而随着书者的手感和创作情绪的投入，作品的基调也逐渐由小巧精致转向舒放壮丽，且字速在不断地加快，运笔屈曲回环，空间布白也愈加疏密有致。如“楼”“台”“舞”等字以奔雷坠石之势矗立其间，尽显豪迈之气，其点画的线质更随之坚实苍劲，似“老树枯藤”，使作品在疏密、收放、用笔的枯润等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出丰富的层次性与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当然必须指出，或许由于一开始的拘谨以及笔毫性能等原因，使此作中显露出些许圆巧与纤弱感，又或许因为他在渐入佳境之后的走笔迅疾而导致一些点画有急促、漂浮之嫌，但这些问题显然是属于技术层面的。“技进乎道”，然终非道也。对待文彭这样一个有“心”之人，若仅站在“技”的角度来品评、指责，便显得有些片面，舍本而逐末了。

　　由于文徵明在书史上的极负盛名和巨大影响力，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彭在书法领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但对于他这样一个不随人脚踵的艺术天才而言，必会有其释放夺目光彩的广阔天地，因为历史是公允的，是不会掺杂任何私人情感的。文彭的不懈努力将明代的文人篆刻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被后世尊为文人流派印的开山鼻祖，便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文彭(1497-1573)，字寿承，号三桥，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以诸生而久次贡生，后授秀水(嘉兴)训导，擢南京国子监博士，世称文国博。精篆刻，与何震并称“文何”，著有《博士集》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