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演钦(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理事)

　　画惯了春宫图的仇英，某一天终于完成了高雅的《浔阳送别》。这件手卷长4米有余，景象极为繁复，颇为忠实地再现了白居易《琵琶行》一诗所描述的情景。可以想象，《浔阳送别》所送达的对象，和接收春宫图的东家应该不一样。同类作品在仇英的一生中并不鲜见，如还有著名的《桃李园图》、《金谷园图》等。用今天的词汇来说，仇英是主题性创作的高手。只不过他选取的主题，和今天主题性创作画家们热衷表现的“生产”、“革命”等具体内容完全不同。从上述描述来看，仇英热衷选择的主题之一，是“诗意”。

　　令人诧异的是：仇英似乎不仅不懂赋诗和作文，甚至，有人怀疑他压根就不识字。

　　由此得问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表现“诗文”的主题性创作，作者就一定要识字？疑似不识字的仇英，不还是留名至今了吗？同问：为什么表现“革命”的主题性创作，作者一定要懂“革命”？表现“哲理”的主题性创作，作者一定要懂“哲学”？另一个问题是：这是否说明，主题性创作没什么太多内涵，连不识字的人都可以干，甚至可以干得很好？

　　其实，中国绘画的主题性创作历史悠久。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似乎中国人又对此类“主题性创作”不太感冒。如阎立本就因为常常突然被皇帝召去创作而深感羞耻，归家后告诫后人不得以此为业。主题性创作，只是工作需要，揾食而已，绝非“轩冕才贤，岩穴上士”所愿为。和仇英同时代的唐伯虎，也是主题性创作的高手。文采风流的他，同样画过不少春宫图和历史画。其实，春宫图也是主题性创作。但其最得意的作品，该是那幅著名的《枯槎鸲鹆图》，构图很简单，就一枯槎，枝杪处立一鸲鹆，题句：山空寂静人声绝，栖鸟数声春雨余。才子才情，充分流露，是聊抒逸气、以书入画的典范之作。连挑剔的高居翰都说，唐寅以熟练的画技，针对现实作诗意式的描绘，“这幅画堪称与宋代水墨的杰作并驾齐驱”。

　　既严肃认真、按足金主要求作主题性创作，又时常逸笔草草，以抒胸中意气，这似乎是部分中国画家的一大传统。换个词汇，叫既要“叙事”，亦求“审美”。至于能够做到何种程度，另当别论。如仇英，叙事、审美都达到了一定档次；唐寅更是迥出其上。不同的是，古时以“叙事”为匠作，地位不高；笔墨精到、境界高蹈者，地位崇高，受到膜拜——“笔墨”竟成中国画之代称。但今天，哪个画家不“叙事”，便简直没有出头之日；笔墨好的，只要不是主题性创作，那就叫“玩笔墨”，不屑、贬损之意明显。其实，“玩笔墨”者，求“审美”、重境界，为艺术而艺术，纯粹，难道不比图解式主题性创作要高级么？陈永正先生曾就笔墨之难对笔者说过这么一句话：你以为那几条毛是那么容易搞得掂的呀？

　　说到艺术的“叙事”和“审美”，杨小彦曾发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掉审美，而去看图认事？艺术的叙事功能重要，但审美更重要。去掉审美，只看图认事，有舍本逐末之嫌。审美，是艺术作品的最高追求。所谓艺术，是艺术本体通过艺术家的创作所得到的呈现。艺术家境界越纯粹、手法越高明，艺术本体得到的呈现就越充分。我之所以对艺术的前景保持乐观，正是基于对艺术的这一认识，因为：艺术家的追求永无尽头，除非达到与艺术本体合二为一——显然，这太难太难太难。这和肖邦的钢琴曲一样，同一首曲子，许多人反反复复地弹，由此成就了不少伟大的音乐家。

　　审美当分高下，但“叙事”则无所谓高下。这也是许多艺术家、理论家特别喜欢“叙事”、特别强调“叙事”的原因，为了包装，还美其名曰“学术”。

　　“叙事”与“审美”之于今日岭南画家，又该点睇？

　　偶然间看到锵哥给新快报15周年所赠画，简简单单的几撇兰草，笔墨却十分讲究，笔笔写出，理路清晰，爽朗得很。锵哥的代表作《鱼跃图》不消说了，所画红棉，其实大多还是主题性创作，因为它要承载许多现实功能和主题表达，包括对英雄的赞颂、对土地的依恋、对爱情的忠贞，诸如此类。既如此，观者容易想到英雄、依恋、忠贞等人格化、现实化、主题化内容，喧宾夺主，审美便只好退居二线。

　　方土既搞主题性创作，更事“笔墨”审美。前者有“深圳特区30年”主题性作品的艰辛创制，后者有梅兰竹菊四条屏的反复探求。梅兰竹菊，画烂了的题材，“主题”已无“开拓”的可能，唯有笔墨形式，可以让他沉醉其间。5月21日，画完一幅古人醉酒大写意的方土发微信称：“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明明知道这种‘文人画’已经不够‘当下’，还是手痒痒想墨戏下去……过把瘾吧！”王朔造了个词叫“过把瘾就死”，其实，不但死不了，而且这样才有生天：梵高一辈子画得最多的是自画像，齐白石一辈子画得最多的是鱼虾蟹，王肇民一辈子画得最多的是苹果，没有主题，没有图解，结果是他们成了大师。挖空心思玩叙事，舍审美；故作高深拼创意，轻技法，最终受害的是自己，造福的是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