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这是1985年第7期《江苏画刊》所刊《当代中国画之我见》一文的开篇句，虽短短13字，却颇有一种骇人听闻的力量！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中国画的现状和走势，当年全国美术界展开了由众多理论家和画家等参与的热议和争鸣。全国有二十多家报刊介入报道，有十几家艺术研究单位和艺术团体举办了专题性的讨论会。思想的牢笼一下被冲破，沉寂的画坛顿时燃烧、喧腾起来。很显然，文章孕育于“改革开放”“85新潮”的历史大背景中。该文行笔犀利，挥斥方遒，且不说立论的是非曲直，单就效应考量，对于打破单调、警醒人们对中国画生态状况及环境的关注和思考，实具有号角作用。

　　时至今日，转瞬28年过去。所谓“穷途末日”的预卜、判断，已为此前和当下中国画的蒸腾发展所击破！其实，不少吓唬人的预言，如“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2012年12月23日是世界末日”云云，其呓语性只能令人哑然失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依然是我们论人说事的信则吗？

　　中国画“穷途末日”立论的主要依据之一是“中国画的技术手段在达到最高水平的同时，变成了僵硬的抽象形式”。请注意，我们必须廓清，技术手段是为表现对象服务的，水平高低一般以表达对象的艺术感人程度为准。虽然国画的笔墨在发展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审美品格，但它终究离不开表达的内容。孤立的一笔一画无美、无情可言，只有当笔墨结构成形象时，才可能成为审美对象，而化为“有意味的形式”。环顾左右，也确有一批画家习惯于重复制作，使形式僵化。既是僵化的表现，就难以承认他们技术手段很高。优秀的画家及其作品，总是融技术、情感、素养、审美为一体的。简单化地将最高技术水平与僵硬抽象形式画等号并视为“穷途”，无疑是缺少说服力的。“穷途末日”的另一所谓“佐证”则是“画家放弃在绘画观念上的开拓，而用千篇一律的技艺去追求‘意境’——这是后期中国画中保守性最强的因素”。这一说法分明笼统，且显见以偏概全。在中国画历史沿革中，直至今日，确有一批画家，总是落脚在他们所理解的一鳞半爪的传统笔墨中，作画符号化、公式化，“千篇一律”而不自知；但是，也有不少画家致力于推陈出新，理论和实践并举，成绩卓著。如徐悲鸿在1920年《中国画改良论》中就曾明确提出过“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革新要领，刘海粟于1935年在《国画苑》中也曾疾呼过“穷古今东西各派各家之画，而又努力冲决其樊篱，将一切樊篱冲决焉！吾自有吾之所有”这样一种逆保守而拓进、博个性而立异的艺术主张，而傅抱石则更简要地提出“时代变了，笔墨不得不变”的实践期望等。当代还有不少有才能的中国画艺术家，总是在竭尽自己的努力，与时俱进，不仅在绘画观念上更易调整，更在题材选择和艺术语言运用上注意到拓土开疆和标新立异。这些虽未可用“完美”置评，但却与“保守性”分道扬镳而扎根创造！

　　今年5月18日上午，第四届全国中国画展在江苏省美术馆举行。紧接着，下午于江苏省国画院举办了研讨会，笔者应邀出席参加了讨论。会议主题界定为“中国画传承与传播”，子题中则有“笔墨与中国画语言的演化”“中国画创作的现状与问题”“继承传统与开放创新的辩证关系”等内容，讨论堪称热烈。有趣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部分专家、学者，面对四届全国中国画展和当今中国画的发展势头，都不无调侃、触景生情地与二十多年前生发于江苏、惊动全国的中国画“穷途末日”说进行了对照。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主任龙瑞一发言就提到：“过去说中国画‘穷途末日’，现在不是大发展了吗！”著名美术史论家林木也谈到昔日的“穷途末日”说。他认为中国画怎么正本清源、怎么发展，已由这次展览做出了很好的回答。笔者认为，毋庸置疑的一个创作现实是，中国画并未“寿终正寝”，而是精神愈益抖擞，生命力愈益旺盛。透过画展多姿多彩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到，与二十多年前，近一点与十年前相比较，中国画总体上变化不可谓不大，面貌不可谓不新！整体观照，艺术观念的多元、审美样态的丰富、笔墨语言的变化，着实令人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穷途”为“坦途”所置换，“末日”为“光明”所取代。漫步于展厅，徜徉于作品之前，宛如置身于变幻的万花筒前，能看到不同类型、审美相异的画面迭起争辉，写实的、抽象的、传统的、现代的、实验的、制作的、应景的、解构的、再现的、表现的、笔墨的、五彩的，应有尽有。总之，展览彻底打破了定于一格的僵局，充分张扬了个性自由，而铸就了当下中国画的总体样态，显示了在画家精神朗照下转型的新基因、新格局。作为传统文化重要代表之一，中国画不仅没有萎缩，而且气场焕然灿然。即便在世界范围内，那横空出世之态也已引起洋人的瞩目！

　　当然，这算是中国画呈现于大众视域的一个主体风貌。辩证地看，其艺术肌体并非了无瑕疵。社会市场的混乱、腐败的存在、道德的滑坡、诚信的丢弃，不胜枚举的失范的社会秩序，不会不给画家及其创作带来影响。笔者认为，中国画作品虽然丰富多彩，但是却缺少经典性的震撼人们心灵的杰作。部分作品，表面看还像模像样，却难耐人寻味，内涵浅薄，缺乏深沉；有些作品则属于矫情秀作；更有一味追求形式和制作者，疏忽了对人们心灵的照察和关爱！画家们大抵需要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用自己的作品，在净化人们灵魂、重塑人们健康道德观方面，尽一份力量、做一份贡献。难度尽管不小，但只要思有所及、笔有所至，就可能积累成绩、有所作为。在传统中国画论中，曾有“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说法；刘海粟在1912年创办上海美专的宣言中，也曾响亮地提到“我们相信艺术能够救济现在中国社会的混沌，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这些都昭示绘画创作的旨趣不只是停留在形式审美的框架内，陶醉于“唯美主义”，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审美教育功能。问题在于，这种所谓教育感化，切不可简单化、公式化、低俗化，而需要画家以真情、激情去投入。在现代美术史发展进程中，艺术曾经被缠绕在为政治服务的链条上，特别是“文革”期间一度沦为阴谋政治的奴婢。拨乱反正后，鄙薄和抵制假冒伪劣作品、播布高尚的审美情趣，已成为不少画家的创作准则。笔者以为，置于当下的意识形态领域，画家的艺术着落点更需要强化正能量的传递，致力普世价值的弘扬。中国画画家队伍空前壮大，创作条件相当优厚，理应在创作中更多地立足于大众的喜闻乐见，付出更多的人文关怀。在业已摈弃“穷途末日”说的当下，画家完全可以加力驰骋手中的画笔，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为圆“中国梦”开拓“中国画新路”，谱写出光辉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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